“零五年下半年，陈健在讲了很多道理之后，我们觉得他讲的很对，所以我们得实践啊。于是，我记得那天是七月份，日子记不清了，我们酝酿了三个月，在玻璃厂订单最多的七月份选择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
“罢工这种事，以前在别的地方也有过。可那一次，是第一次罢工者理直气壮的，因为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这道理让我们充满了力量，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这样是‘无耻’的、‘懒惰’的；相反我们会觉得要是对方不答应，对方才‘无耻’。”
“这就是道理的力量，而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道理，所以那一次我真的觉得道理在我这边，第一次把胸膛抬的老高。”
“那次罢工之后，我们几个领头的很快被人供出来的。陈健就说要和我们谈谈。其实挺尴尬的，他教我们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反过来就用在他身上。至少我以为会挺尴尬的，我们去之前工友们还送了些钱给我们，怕我们这几个刺头被开除了以让我们别饿死。当时十三个人中领头的是王三卓，就说不要这钱，妈的非要查出来谁告的密，将来有机会非弄死他不可。”
“王三卓，在座的诸位很多是听说过、没见过。他牺牲在矿工请愿运动的时候，就死在矿区被矿主的打手刺死的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照相术，所以也就没留下照片。他个子很高，鼻梁上有一大堆的雀斑，头发自然卷儿，眼睛挺小的。”
“那时候我是运模工，他是坩埚工，那时候他还活着呢。我们十三个人就去了陈健住的地方，结果陈健批评了我们一顿。倒不是说因为罢工，而是方式不对时机不好，又给我们讲了不少的道理，还夸了我们几个说我们有胆子有心气有志气有魄力。请我们吃了顿好的，又送了我一条棉布裤子。”
“那顿饭之后，我们十三个人就进了夜校，成为玻璃厂第一批脱产学习的年轻人，开始真正地明白墨党到底要做什么，可能仍旧不太懂，但至少分清楚了好人和墨党的区别。”
“当初我们在一起那十三个人，既是同窗，又有同志，但到今天，只剩下了八个。一个牺牲在了矿区，两个牺牲在前往大荒城的海难中，还有两个随船环球航行的时候病死于热病，一个葬在望北城，一个葬在距离家门口已经很近的落阿河。”
礼堂中的气氛逐渐有些凝重，至今为止残酷的斗争还没有开始，墨党死亡的人数并不多，所以这些浓缩为五这个数字背后的名字，每个人都知晓。
但终究他上台来的目的是要说一下农村的问题，这只是报告前的发言，时间已经到了规定的极限。
会议主持人还是使劲地摇了摇铜铃，下面不少人喊道：“再给他几分钟时间。”
“是啊。”
“不是经过表决时可以延长最多五分钟的前置时间吗？我们同意再给他五分钟时间。”
海浪冲着下面的众人苦涩一笑，摇头道：“再多的时间就不必了，这些本是和我要说的事没有多大的关系。只不过今天看到咱们的人越来越多，数百人代表着背后的数千人几万人，然而有些人却看不到了。既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现在，不知怎么我心里有些难过。”
“我是零八年年底在南安完成了农运学校的学习的，那时候矿工请愿的事已经发生，王三卓已经被人刺死了，大荒城的第一批移民都已经开始扎根了。当时我是以‘玻璃窗销售安装和简单木工以及煤油灯销售商’的身份前往距离闽城很远的那个县去工作的，当时发了一个皮的笔记本，一支粗糙的鹅毛笔，几块肥皂，两套衣服，一个木箱子，外加四本书，还有一笔的公款。”
“去的时候，是十三个人中的另一个去送的我。当时到了那个县附近的时候，我就说不用送了，他当时也急着回去完成简单几何学的课程，当时也没想着将来可能见不到。”
“我记得那也是个秋天，当时那个县正在收稻子，那地方很偏，山很多。他就说；‘你说这地方这么多山，将来有一天真像是咱们听陈健说的未来里那样的和矿区样的铁轨和学宫里展示的蒸汽带动的车出现了，这地方可不好修铁路啊’。”
“结果那就是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真的，我见过那模型，也见过矿区的轨道，可是那种推理出来的车，到现在我还没见过。”
“我当时就当了个笑话，冲他摆摆手就下山了，他拿着个破尺规在那皱眉看了好半天，我都下山了他还没走呢。谁曾想几年后我才知道，他在去大荒城的船上出了海难，他本来是要去大荒城主持契约工自由之后的荒地分派和测量工作的。”
海浪的声音有些哽咽，拿出来一个很旧的皮质外皮的笔记本展开，开始讲诉他在农村开展活动的故事。
“下了山……”
声音很淡，很轻，会场中也变得很安静。
他说的那些故事，渐渐变为一幅幅画卷，一点点在众人眼前铺开，也让众人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要把党证和火柴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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