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变，兵变。
消息传入总督衙门，洪承畴和俞翀霄都很淡定。
这种事在宁夏发生，都不值得人为之错愕。
洪承畴早有准备，抬手解了衣带，将团领官袍与官帽撇下，自有仆役将之收好，随即府上官员、胥吏、武弁一道自偏门走小道，朝巡抚标营驻地行去。
为啥朝廷对宁夏军屯不敢多说，就是因为难办。
自从叶淇变法，朝廷官盐被打包卖给两淮商贾，为国家每年从盐商那换来百万两白银，充实了国库收入。
付出代价的是以宁夏为中心的甘肃、延绥、宣府诸边。
只不过这代价来得很缓慢，后来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出在叶淇。
但是在当时，宁夏的商屯在变法之后，依然为诸镇提供了近三十年的口粮来源。
这样缓慢的变化，在当时很难看见有什么联系。
毕竟开中法太成功，它让延绥那样产粮极少的地方，在开中商屯的帮助下，使粮价达到可怕的三四钱一石，镇兵口粮就地低价采买，几乎无需朝廷京运官银。
商屯田地不是一下子就不值钱了，换不来盐引还能卖粮，粮价渐渐高了起来，军费逐步增加，帝国财政在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下日渐糟糕。
等到人们发现不对，田地已经都成民田，衣食所系，动不了。
随之败坏的还有军队，边军开始逃亡，再吸纳新兵，兵额没变，战斗力下降。
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让一部分军官先富起来，剔菁留芜之下，使宁夏产生独特的哗变优势。
它跟其他地方哗变兵变的情况不同。
虽然各镇都有大量世袭武官掌握财富与军队，同样都是相对封闭的阶级小社会，来自上层的刻薄剥削是一样的，但哗变和哗变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延绥等地是守着穷地方挨饿，士兵对朝廷怨怒不大，闹起来就为一口吃的，更多时候，人们知道闹起来也没吃的，干脆就不闹了。
真闹的，更多是因为长官管理不善，士兵便以下克上，给自己的直属长官做掉，然后逃跑。
若长官也是好长官，那边军的选择一般是少走弯路，直接开溜，落草！
辽东则直面锋镝，巨大的军事压力压倒一切，人们唯有上下联结，辽兵固为一体，团结方可存活取胜。
所以辽东的哗变一般是客军，因为客饷高，朝廷总发不上。
宁夏的边军，则是守着富裕地方挨饿受穷，这种环境令他们怒火冲天。
他们就是一筐浸满油甚至都泡烂了的木柴，只要一个火星，这个火星是什么都没关系，他们就是要大闹一场。
哱拜之乱时，监军梅国桢就曾做过宁夏兵变的分析。
洪武至嘉靖，寇年年进犯，我年年防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克削之苦。
嘉靖至隆庆，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克削之苦，而无操练之劳。
如今则，外修和而内欲兼战，修和则不免仍克削以为媚寇之资，兼战则徒有操练而无首功之望。
不加矜恤而克削之闻，使之治生不给，发身无阶。
无事之时，尚难得其心，用武之日，何以免其怨？
关键词就是怨恨。
宁夏军队的遭遇，让他们对天下就有怨恨，这种怨恨不是具体指向哪个人，而是平等的怨恨一切。
就是明明应该富裕起来，明明应该过上好日子，守着膏腴之地，却把生活过成一坨屎。
这就导致宁夏的哗变，很少发生在宁夏诸卫，几次都集中在宁夏镇城。
表面上总有政治诉求，但实际上只是有诉求的武官松了笼头，早就想大闹一场的边军便提刀杀人。
他们不杀百姓、不杀直属长官，次次把刀尖儿对准外来人。
少则攻杀巡抚大人，多则扯旗造反从者云集。
正德年间，安化王朱寘鐇得知士兵不满，请武将喝酒，给全军赏银一两，当场扯旗造反号老天子，杀了巡抚安惟学。
万历年间，哱拜造反，发动士兵索饷，杀了党馨。
在这种地方做督抚，而且在如今这个年景，碰上哗变的可能性太大啦。
都不必说洪承畴，巡抚王楫跑得比他还快。
王楫经历过宁远兵变，内心对哗变本来很乐观，总觉得自己能跟军队讲道理。
不过在去年，出了一点小变数。
王楫是泰安州人，有个儿子叫王德昌，有秀才功名。
宁远兵变后，王楫得了皇上赏识，儿子有投军报效之心，也沾光在老家总兵杨御蕃标营下做军官，前年剿贼立功升了指挥佥事，有机会能在临清补个守备的实缺。
去年，王德昌听说潼关被屠、陕西失陷，慌张极了，辞去官职，领家丁十余，踏上前往宁夏的寻父之路。
很精明一个人。
他们在山陕交界打扮得跟逃兵落草似的，又是贿赂又是骗地进了陕西，逢人就说要投奔大元帅，甚至还有延安府百姓听说他是山东人，不远千里来投奔，啧啧称奇，给这好后生提供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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