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虽然陈开光将赵光义在圣母院路的寓所地址告诉了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警方，但是侦探们的搜捕只获得了这样的信息：嫌疑犯乃是“学生类型的人”。因此，主要头目赵光义逃脱了，并很可能在未来的数月之内继续领导其他的特务队活动。
最终，徐恩佐告诉警方:“上海滩上光是赵光义所发起的对付汉奸的暗杀事件，比他指挥的要多的太多，而很多袭击事件赵光义也根本不知情。由此看来，上海有不止一个的暗杀组织像我们一样活动着。我不知道他们，因为我们是独立活动的”。
对于他这个供述，工部局只得同意。毫无疑问，依然还是中国国民政府下面大大小小的组织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他们也只能等待时机，再进行打击。这些地下组织可以举行各种各样的战时纪念活动.，令上海呈现岀各种各样“武装营”的复杂局势。
在这些来自各方的抵抗分子聚集起来，准备更激烈的搏斗前，上海滩上的两个租界以及日方和伪政府这四个部分的行政当局，只能进行等待。
接下来的资料，结合了当时的报刊和两名资深政工干部搜集的所有情报组成。上级给他派来的这两名干部，真正的用意就在这里——通过案头资料的组织和收集，给他测绘出上海的政治生态和各个组织和派别。
边区这么多年来，虽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因为内奸和叛徒的出卖也屡遭重创。但是，经营多年的情报系统，在之前也确实搜罗了大量的文件提供到了边区。所以，这两名资深的干部，不仅仅是政工特长，更是两个经验丰富的情报整理和分析专家。
在结合供词以及公开报道，加上原先通过情报渠道搜集到的所有消息汇总。他们给蒲素呈现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上海政治斗争圈。这些材料只能在这里看完，不能带走。这时，伙房送来了一汤一饭，蒲素就在案头边吃边看。
虽然双方都逬行爆炸和暗杀，但是在秋天和初冬活动相对减少的时期，忠于中国的一方，或者说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上风。32岁的律师陈云，是南市维持会会长，他被认为管辖着伪南市区法院，遂于1938年8月30日被枪杀，成为历时一月的高度紧张和崩溃冲经事件的终曲。
在此期间，上海有两个亲日的社团，都始建于1938年1月左右。其中更有名望者，乃是中国复兴公益会。它所声称的目标，是促进中日之间恢复和平运动，建立东方新秩序，以及推进中国的复兴和公共福利。复兴会通常致力于宣传工作，尤其是在报界进行宣传。另一个主要的亲日组织中华皇道会（中华黄道会）则更多地从事“特殊工作”和恐怖活动。
复兴会得到日本军方的资助，并由一个名叫木村的日本特务控制。该会的傀儡会长刘松以及副会长每月都有500元薪金，而五个部（秘书部、特务部、总务部、社会事务部、经济复兴部）的部长则每月360元。
由于其成员每月可获180元，再加上仆役、租金、汽油等等附加费用，故每月的总津贴达元。
复兴会的章程由一个不太可靠的名叫杨嘉切的人拟订。人称“瓦尔特杨上校“（ColonelWalterYang）的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曾为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被指控挪用公款，因纵火烧毁事务所及其账册而受审，在华德路监狱服刑之后，充任东北军阀张作雾的英语翻译。
杨上校还在声名狼藉的张宗昌的山东军中当过情报官，此后，他在国民党的间谍部门领导日本情报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解雇了。杨嘉切刚开始工作于一家上海的外国侦探所，但是再次被指控为挪用公款。
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好失业。鉴于他的律师背景，日本人雇用他起草复兴会的章程，旋即升任总务部部长。
如果说，瓦尔特杨上校的背景不太清楚，那么，中华皇（黄）道会的头目，一个“臭名昭着的江北流浪汉常玉清“，则是显而易见的邪恶之徒。
他是一个体重达315磅的畸形歹徒，被叫作“两吨常”，此前是个屠夫和码头工，犹如许多苏北流氓一样，他在上海的华界周围拥有浴室和戏院。
作为青帮中苏北帮头目顾竹轩的好友，常玉清在日本人于1932年1月占领闸北之后，便当上了苏北同乡会的会长。六年前在日本人占领的四个月期间，“两吨常”被日本宪兵队视作华人警察首领的候选人。当日本人最终于1932年5月撤离闸北后，常玉清也不得不离开他们，逃往东北的大连。
1937年，日本军队返回上海之后，他也乘着汽车回来了，建立了黄道会，招募青帮的帮众，在以特务许斐为首的日本特务部的庇护下从事特殊活动。
黄道会与复兴会在新亚酒楼的客房里亲密合作，伪市长傅小安也在此接受日本宪兵的庇护。黄道会在董友贤（日本特别勤务队的特工）的上海海员工会以及沈文元的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中也发展了会员。（老任认识的石根宝，早在1930年初就跟着常玉清厮混，不过早就对他的卖国行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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