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席时泰成为受命于受到重庆政府支持的浦东游击队的特工的主要暗杀目标。
暗杀队的首脑是年仅22或23岁的松江人袁德昌。（看到这里，蒲素怀疑这人就是几次交接时，在车里给他搜查然后戴头套的那个人。因为那人，就是一口浓重的松江口音。）
由于袁德昌始终未被捕获，因此蒲素手里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内容，登载的是根据他的同伙交代而来的一些消息。
而边区则是通过内部人士弄到了一些情报。他的同伙赵志祥未能脱逃，最终被引渡给日本人而遭处死。
赵志祥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也是23岁，浦东人。13岁时，他在法租界里一家专为外国妇女制衣的店里当裁缝的学徒。五年学徒期满之后，便在另外两家“外国服装店”当售货员。
他当店员而赚够钱后，便娶了浦东老家东面村里的一位姑娘为妻。但在1937年夏天经济最为萧条之际，赵志祥尚未有孩子，却已失业，只能回到家乡，与其当船夫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则回了娘家。
即使赵志祥在浦东的一家日本造船厂找到了当苦力的工作，夫妇俩也仍然分居，因为他旋即又被解雇，不得不勉力糊口，为其朋友们干些临时的裁缝活。而当时，中日战事已在黄浦江对面的南市展开。
1939年3月5日，赵志祥决定再次奔赴浦西，到未被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去找工作。他临时栖息在妻兄那里，这是小沙渡路上一家米店的狭窄小阁楼。
赵志祥徒劳地找了三天工作，此后，他记起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名叫袁德昌、与浦东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此人通常在大上海饭店和南京饭店订有客房。
尽管赵志祥在大上海饭店并未找到袁德昌的踪迹，但当他询问山西路上南京饭店的电话接线员（此人或为军统特工）时，袁德昌却立即与他联系，并从后房现身出来。
袁德昌认岀了赵志祥，立即将他带出旅馆。在街上，就站在南京饭店的大门前，赵志祥说他想要一份工作。袁德昌肯定在此时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当他将赵志祥领到大世界娱乐厅附近的电车站时，另一名特工已经前来。
特工对赵志祥进行了审査，显然他对赵志祥的决心和表现相当满意。然后，袁德昌关照赵志祥3月14日下午2时在大世界门前与他会面，随后，他们便分手了。
3月14日，赵志祥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袁德昌便带他离开大世界，来到辣斐德路文贤里11号的一所房子内。在此，袁德昌用每月32元租了一个亭子间。
（看到这里蒲素皱着眉头，一个亭子间，大概也就几个平方，一个月32元，可见当时的物价。老百姓，真的是活不下去了。他刚来上海时因为有顾楫和老任的照顾，所以对这些开支都没有具体概念。知道贵，却不知道有这么贵。现在才知道，他的住所以及给队员安排的地方，到底是有多奢侈了。而那些白俄，又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
在那间亭子间里，当天，团伙中的第三个成员彭福林也搬了逬来，他是个20岁的瘦长的侍应生，通常穿一件没有特色的米色长衫，戴一顶灰色毡帽。
此后，三个人便像“知心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袁德昌负责供应每天的饮食。
1939年4月4日下午，袁德昌给了赵志祥2角钱，叫他岀外买食品。
3点刚过，赵志祥带着食品回来时，发现袁德昌和彭福林正在擦两支手枪。他们的最终目的已毋庸赘言。
五天过后，三人搬到了南京饭店的411房间，在此过了两夜，赵志祥主要待在房里，而袁德昌与彭福林则来来去去。
4月10日夜里，这两个特工回来得很晚，他们叫赵志祥作好准备，因为明天早上
7他们将去劳合路某处“行剌汉奸”。
此时，袁德昌出示了一封信，估计是从宁波发给赵志祥的。信上所具的日期为3月29日，是写给所有三个人的，署名“周建华”，肯定是爱国化名。袁德昌向另两个半文盲大声地念信，信中谈到，“中国四亿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嘱咐他们要“勇敢、坚定、热情、机敏”，以及“锻炼好身体”。
信里督促他们“按照常凯申总裁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之原则”而生活，即：
孝悌——作为同志，应该互相友爱。
忠义——作为公民，应该忠于民族，“粉碎破坏这一原则、背叛祖国的汉奸”，以“繁荣吾国，消灭敌人”。
正直——作为英雄，应该惩罚欺骗和出卖民族的贪官与汉奸。
认真——作为爱国者，应该不仅对付“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只谋求高官厚禄”的汉奸，还应该对付那些“只以跳舞、赌博等等自娱”，而忽视抗战的大量民众。
此信的结尾是：“广盼各位始终遵循规则，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常凯申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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