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雄吉回到讲台旁他的座位上后，恺自威走上讲台，反驳日籍居民提出的修正案，说它是“荒谬的建议”，并下结论道:“我竭力请求你们拒绝这一修正案。”
当谢尔要把这修正案交付表决时，林雄吉也站了起来，并走向讲台。人人都看着这位70岁的小个子老头儿慢慢地走上阶梯。当他到达讲台上时，却突然从其口袋里拔岀一支点32口径的左轮枪，瞄准恺自威开了两枪，子弹穿透了这位英国人厚实的大衣.射入其胸膛。
随着恺自威的倒下，会场上立即爆发了大混战。台上的其他三名男子——工部局董事冈本一策以及总办处的池田和野口一，从林雄吉手中夺过了枪。椅子和垫子在空中掷来扔去。
警务处处长包文站在台阶口，阻挡着试图冲上讲台阶梯的其他日本入，同时，警察们推操着林雄吉，将其拘禁;恺自威则被抬至一辆救护车上，送往宏恩医院。
恺自威幸免于难。在其同党中成为英雄的林雄吉，则向日本领事馆自首。后者声称，他将被送往长崎审判。而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说，在长崎法庭，“不一定”要求上海的证人出席。（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恺自威会成为英国“特别行动作战部”驻华战时情报处处长。）
虽然两个日本入企图在2月2日烧毁跑马总会的大看台。上海的纳税人——除了联合抵抗抑制这次会议的日籍居民，三天后在康复的恺自威的主持下聚集起来，以7055票对5票，批准“增收40%附加捐的提案”。
这些新税有助于支付工部局特警队进行西郊巡逻所花的费用。西郊巡逻的任务，使得英籍警官必须每天与上海臭名昭着的歹土的娱乐场所恶棍以及各种秘密杀手打交道。
1940年2月1日，星期六，陈私博市长与工部局总董恺自威相会于江湾的市政厅，在镁光灯和觥筹交错中签订了一个警察协定。这个协定正式实施了一年前的临时妥协协议。
它宣布设立沪西特别警察总署（WesternShanghaiAreaSpecialPoliceForce，简称WASP）的规章，该警察部队旨在控制与两个租界毗邻的沪西地区，这一地区此前归沪西警区管辖，如今由上海的西方防军守卫。
新的沪西特警总署由现存的警察主力部队、整个沪西分局、徐家汇分局的一部分，以及侦缉股的官员与工部局推荐的官员组成。
按照章程，它是在上述地区行使警权的唯一机构，并在市警察局的指挥下行事。其最大的编制是1466人，外加12名后备人员，分成5个警察署以及若干警察分署和派出所。沪西特警总署下设7个部门：督察课、行政课、特高处、外事课、刑事课、总务课和秘书室。
设在西方居民占多数的地区的诸警察署的官员，由上海市政府（即伪市政府）从工部局推荐的197名候选人（包括华人）中遴选。由于行为不端而被工部局警务处或者法租界警务处解雇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出任官员。
每个警察署基本上都由各国人员混合组成，而居于领导地位的，多为欧洲人和日本人。涉及外籍人的案件都由特警总署的外事课处理，虽然不享有条约权的外籍人将按中国法律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副职官员在作出最终处理前，应向正职征求意见。假若二者产生歧见，则应由上海市警察局及工部局警务处的官员们来解决;假如仍然无法解决，则由市长与工部局总董作出最后裁决。
当涉及到情报、搜査和引渡等事务而需与市政府及公共租界的警察部队合作时，则由专门的联络官推进此事。当逬行，'围截”时，三种警察部队都可以越过边界。在沪西犯罪后逃入公共租界的入（反之亦然），被追逐者逮捕后，将被带到最近的捕房进行登记，并立即交给追捕的警方。
在罪案调査中，若沪西特警总署“合理地怀疑”犯罪团伙的同党藏匿在租界内，则这些嫌疑犯就会被直接引渡。在此情况下，沪西特警总署应在一周内提交犯罪证据，否则就得将被控者交还给工部局警务处“妥为监管”。
（尤其这一条对蒲素他们极为不利，实际上对伪警察的权利进行了无限放大。）
尽管这些协议五花八门，但是正式编组新的歹土警察部队的主要障碍却在于一个特别附件，它首先延迟了这一协定的签署。附件规定了在其辖区内，所有非法行业（诸如经营赌场、买卖鸦片和麻醉品，以及为癒君子提供毒品等）都禁止存在。
伪政权当局表现出明显的不情愿，甚至不想假装尊重这一规定。这便使得实际组建沪西特警总署的事情依然止步不前，即使日本宪兵队、李士群的“盖世太保之拙劣膺品”，以及支持歹土非法暴行的伪政府警察之间正在为争夺警权而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规定声称，沪西特警总署将在大西路57A号开设捕房，并派遣其巡捕于1940年3月17日穿着新的警服上街巡逻。新任命的沪西特警总署署长并非别人，正是特别巡捕队的警官潘志杰，他曾从事收买租界警察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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