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门利用合法机会的科学，但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非公开的，如果我们要设法免遭国务院的攻击，如果要和军队一起咨询我们的行动措施，那些人就会强调协调和隶属关系来整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公开的袭击和征服领土，我们的事业和这个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不仅要了解局势，还要符合南京或者马德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利用这一些趋势，培养人，制造舆论，事先扶植一些党派和总理以备后用，便于国务院与他们即同我们的干部进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话要军队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为了美国，我们准备待在暗处，胜利的桂冠让那些对记者们摆弄姿势的人去戴吧；由合众国经营的大生意并不喜欢作广告，为了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宁愿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钱，我们有的是，为了工作就要会花钱，美国人在华尔街最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净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应该支持冒险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放手大干，这种大干是有切实保证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从今往后永远成为所有人所需要的秘密情报机构。你们要注意，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日本注定要失败，任何一个强国在两个战线上作战都注定是打不赢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现在就应该想到美国将生活在其中的未来世界。”
那个美国红脖子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曾两次被提名为共和党纽约州副州长和州长，他善于说服人甚至说服罗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线作过战，所以不怕承担责任(“我唯一的遗憾，”他在小范围的朋友们中曾多次说过：“1918年在俄国，在我们的远征军团服役时，那时过于年轻；我们那些蠢人竟然想入非非，布尔什维克就算会自己垮台，可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己垮台的，如果当时我有权大干一下的话，我知道该如何把克伦斯基送回彼得堡”)，他与美国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情，所以能广泛全面地开展工作。
“别害怕进行最令人产生嫌疑的接触，”美国佬不时地向同仁重复这句话。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处去物色；‘假如我确信邀请延安那边的人来作战略局的副局长对事业有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占用我办公室对面的屋子，并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直到汪先生完蛋那一天，和那一个小时。”
研究、侦察和分析处是战略局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这里的不仅有银行家、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法学家，而且还有从约瑟夫·艾尔索营到沃尔特·罗斯托乌这样一些美国报界精华。由他们情报处和几个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战略局的规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运动处的建立，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第一个敲起警钟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怀妒忌地注视着同事在世界开展的政治侦察工作；而惯充当国内秘密部门太上皇的胡佛，对于全部国外活动被来自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抢走一事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即便说成立工人处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不仅有军队还有纽约参议员华格纳·罗伯特作靠山的赫别尔·勃兰津霍斯特上校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他的庇护人杜鲁门参议员论证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只要想想他邀请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人参加美国国家机关就够了。可他竟任命了一个法学家阿瑟·戈德堡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祖辈是从俄国到我们这里侨居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证实，接近国会的杜鲁门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胡佛，不作明确的回答，不时说上两句笑话搪塞着，但却把有的名字分别记在儿张小纸片上。
总之，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杜诺万让戈德堡进请了几个曾在西班牙与俄国人并肩为反对弗朗哥元帅和日本飞行员而战的“林肯营”的参加者，加入了“局”的工作，而且他还录用了一些在早些时候积极反对过垄断组织并且主持过罢工的工会人士。
但是，红脖子笑了笑：“我想象得出当胡佛知道我邀旅中共产党人加入研究、侦察和分析处后合作何感想；胡佛善于在国内捉拿强盗和间谍，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敌对图家内没有激进分子的帮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会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像李事群那样能就内部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时机一到；自然要收拾我们那些老家伙的，不过这要在他们为我们战胜那些坏蛋，并在亚洲出现真空地带时为我们巩固亚洲阵地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可是他仍然被召到国会去作证词，当然是胡佛“打了小报告。”他和以往一样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从我们观点来看，全部由水晶一样纯洁，即符合胡佛标准的人员组成的组织，那末就只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孩了，因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请给我的工作人员一个冒险的机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人请进机关来吧。请记住，战略局的反间谋处是由李事群这样一位你们所熟悉的法学家来领导的，他一贯是维护我们联合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和工会组织尤其是亲共工会拉好关系的，其目的是为了解敌人大本营内发生的一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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