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格在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和怂恿下也积极展开活动，派人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告知两黄旗大臣已定：立肃亲王为君。
为报答皇太极的深恩厚德，济尔哈朗必定主张立皇帝之子以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因此同意两黄旗的意见。但他是主持朝廷日常政务的重要人物，必须顾全大局，提出尚需与睿亲王多尔衮和诸王商量。
与两黄旗大臣活动几乎是同时，两白旗也在积极奔走计议。他们听说两黄旗要拥立豪格，坚决反对，都说：“若立肃亲王，我等都活不成了!”一致拥戴他们的旗主多尔衮。当多尔衮在朝门坐帐中办公时，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甚至长跪不起，请多尔衮即尊位，并说不仅两白旗大臣、诸亲戚好友，就连其他旗的人都属望于多尔衮。多尔衮却不像豪格那样胸无城府，他端坐不动，并不应允，反而说：“你们这样做，逼得我只有一死而已。”
多尔衮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对拥戴他继大位绝非不动心。但他素来谨慎多谋，善于审时度势，想必济尔哈朗已经来找他商量过了，为了打破两白旗与两黄旗各自坚持己见的僵局，多尔衮亲自来到三官庙，召见了两黄旗大臣中的主要人物索尼。
索尼的回答很坚决，坚持“父死子继”的原则，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先帝有皇子在，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本来，历史上索尼的回答是：：“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口气虽然坚决，“必立其一”，内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来两黄旗也已知道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君的消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一定的修正，后退了一步。
历史上当时的情势是，原来的天子自将上三旗，显然拥立皇子；两白旗则坚持拥立皇弟；代善的两红旗处身事外作壁上观；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倾向于上三旗。
这中间还有一股十分重要、往往被忽略了的力量，两黄旗立场的修正，也许正是这股力量的作用。这力量来自凤凰楼下高台五宫，来自身为大清*的尊贵的皇后哲哲和皇妃布木布泰。宸妃海兰珠病逝后，五大福晋只余下四位，皇太极再没有选新人来入主东关睢宫。皇太极病逝时，后宫当属蒙古博尔济吉特的天下。对于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后宫当然也非常关心，其程度决不亚于激烈对峙的两黄旗和两白旗。她们当然主张立皇子而不是皇弟。
此时由尊贵的五宫后妃所生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庄妃布木布泰所生的皇九子福临，这年刚刚五岁多；另一个是西麟趾宫贵妃娜木钟所生的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这年还不到两岁。因为皇后哲哲无子，按皇子贵盛的等级而言，福临和博穆博果尔是头一等，地位高于豪格，更高于其他侧妃庶妃所生之子。以贵而言，皇九子、皇十一子最有资格继位。就皇后和宫妃的自身利益来说，她们也决不希望与她们毫无亲缘关系、今年已经三十四岁的豪格继位，因为那显然会使她们永远被遗弃在冷宫养老，度过凄凉的余年。而在皇九子与皇十一子两个孩子中，无论是从年岁还是从起主导作用的皇后哲哲的倾向来说，中选的必然是庄妃之子福临。
两黄旗旗主皇帝本人去世，尊贵的皇后还在，皇帝皇后同是主子，旗下大臣都是奴才，两黄旗大臣怎敢违逆皇后?再说两黄旗及正蓝旗这天子自将的上三旗，在继位问题上，与皇后皇妃有最大的一致处：立皇子。至于立豪格还是立福临，对上三旗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两黄旗大臣们或是被召进凤凰楼，或是得到后宫之主派人送来的懿旨，向他们指出：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继位，如果两黄旗依旧坚持，将会产生僵持不下甚至内乱的后果，不如就立福临，可以两全。
这就是当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索尼时，索尼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上三旗态度改变，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也会跟着改变。
但是，历史已经被宋友亮改变了，孝庄太后那一脉的蒙古后妃势力被铲除，剩下的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娜木钟虽然是蒙古阿巴亥部郡王颔齐格诺颜之女，但是她没有孝庄太后布木布泰的智慧和魄力。而且当年的布木布泰内有两黄旗的支持，外有科尔沁蒙古的助力，才磕磕绊绊地把福临扶上了皇位。
于是，这股本该被用来平衡多尔衮和豪格的中间力量被抽走了，多尔衮和豪格之间再无任何妥协的可能，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将无法避免。
大明崇祯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赫图阿拉的汗宫大衙门金銮殿上，一场决定建奴命运的议政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
在场八旗王、贝勒尚未张口发言，索尼首先朗声说道：“陛下已经昏迷了近十天，气息越来越弱，御医诊治之后，断言不过三五之命。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日各位王爷、贝勒们都在，咱们就共议国事，议立新君。”
正黄旗的都统，曾经参与参劾多尔衮私自放士兵回家的伊盟首先开口道：“肃亲王豪格是陛下的长子，又功勋卓着，父死子继，万一皇上龙驭归天，新君根本不用共议，便是肃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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