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赶往东郊的天一客栈，宣读皇帝的圣旨，“圣旨到。”国治走出房间跪迎，道：“草民在此恭迎皇帝陛下的圣旨。”太监站于国治的身前，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四川进士何国治即刻来见朕，钦此。”
“吾皇圣明，草民即刻准备进宫。 国治起身之后进入房间换上一身行装，随其贴身太监进入皇宫。国治进入皇帝的御书房，见到皇帝之后跪拜，道：“草民何国治在此拜见皇帝陛下。”
“何卿平身吧，”光绪皇帝坐于案桌之前心平气和的道。
“谢皇帝陛下，” 国治站立而起抬起头来望着案桌之前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介绍坐于旁边的康有为，道：“这位是总理衙门章京康有为。”
国治转身面对康有为行礼，道：“见过康先生。”
康有为站立而起，望着国治还礼，又坐了下来。坐于案桌之前的光绪皇帝叫来贴身太监搬来凳子，放于国治的身后，道：“何卿坐下吧。”
“谢皇帝陛下赐座，”国治坐了下来等待光绪皇帝说话。
“你发表的两篇文章，论述古今，其文章构思巧妙，文笔尖锐。朕很欣赏你的才华，朕励志在朕有生之年，国富民强，使其达到中兴之治，如若国强需做到如何？何卿可有良策？”
“国若要强，需变革，变则通，不变则废。草民看过康先生写过的文章，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所谓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发展其工业，振兴其商业，保护民族资产在于国内的利益。对于民者，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这已经很好了，若要全面，保护外资，互通其贸易，购其火弹炮舰，强军事，整吏治，民风，已达清明之盛世。”
“就议到此，朕会多加采纳，你们都退下吧。”
康有为、何国治拜别之后一一退出。退出之后康有为对于国治今天的论述很是满意，于是乎道：“国治啊，可否到康某府中再叙。”
“谢先生热情款待，治不甚荣幸。”
“国治文武全才，能与你相识长谈变革之事要，国治不必拘束。”
第二天，光绪皇帝在乾清宫召见文武百官，文武百官分两班进入乾清宫，按其官职大小依次站立。光绪皇帝身穿黄袍，头顶夏朝冠，其冠有玉草，竹丝为之，缘石青片金二层，里有红片金或红纱，上缀朱玮，前缀金佛，饰东珠十五。皇帝一手放后跨入朝堂，登上金銮殿，转身俯视群臣，颇有儒雅之气。
群臣仰视光绪皇帝，是三跪九拜，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
群臣站立而起，光绪皇帝这才坐于龙椅之上，面对群臣道：“昨夜，朕看了两篇文章，论述古今变革之要，非常好，宣四川进士何国治进殿。”
殿外太监传话道：“宣四川进士何国治进殿。”
何国治身穿藏青色长袍跨入乾清宫，朝拜光绪皇帝道：“草民何国治拜见皇帝陛下。”
“何卿平身。”
“谢皇帝陛下，”国治起身仰望朝堂之上的光绪皇帝。今天，朝堂之中的文武百官都傻了眼，都在议论纷纷的道：“这是哪里来的山野村夫，竟敢在朝堂之上撒野。”这些官员望着何国治很是惊奇，尽管如此，因为他的父亲在朝为官多年，这些官员虽然不认识他但是还有些官员认识他的父亲的，其中在朝有一个高官走上前仔细的打量，道：“这不是国治吗？”
“你认识他。”
“认识，本官就是被他的父亲何老大人亲手提拔上来的。你们不知道啊，本官还是知县的时候去过何苑，当时他才八岁。”
“你说他是何杰豪的儿子。”此时这些官员才对国治改变了看法，道：“这孩子和他的父亲一样，前途无量。”国治转身面对身后的这些目光，很是奇怪。
“国治，本官和你的父亲同朝为官多年，深知你父亲的为人，不要因此损了你的前程，”这位高官站出试图将国治拉倒他们的阵营之中。
“这位大人，不知你此话何意？”国治转身面对这位高官道。
“祖宗之法度，岂能容你随意的更改，这样的改来改去岂不是乱了祖宗之章法。国治，不要因此得罪了皇亲国戚，坏了你父亲在朝中的官声官德，你现在还年轻不知深浅，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国治听到此，心中振奋，面对这些文武百官，道：“国家危难，民族生死存亡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和荣华富贵在朝堂之上虚与委蛇，怕得罪权贵而委曲求全，一味地墨守成规，如此的自私自利那么我们的大清如何自强？如何竖立世界之林？周围的敌国对我们是虎视眈眈，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之狂潮，如果真有那么的一天我们将会成为历史之罪人。官场腐败，民风还有我们这个国家成什么样子，军队不振，士气低落，官员宿妓嫖娼之风盛行，连旅馆客栈都成为他们**的场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难道这是遵守祖宗之法度吗？整顿官风，民风，完善国家法度，发展教育、经济，强大军事变法势在必行。翻开史册，纵观华夏，自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他们通过了变才能开创了中华这泱泱之国度，从而改变了落后的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年代，抵制强敌百姓安居乐业，昔日武王分封井田，安定天下，牧马南山，天下无战事，国家安定而强大，文治使之一统。自平王东迁洛邑，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其战乱不断，大国兼并小国的灭国战争在所难免。各个诸侯国为求其自国的强大，纷纷变法，比如魏国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使之成为一方之霸主。秦国呢，本是西陲之国，周围有韩、魏、赵环视，西北有月氏、羌，还有北方的匈奴相威胁，内部有义渠等少数民族乱国。秦国可以对此来说随时都可被兼并的危机，加之其民风彪悍，内斗不断，国乱。公元前356年至350年，商鞅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的全面改革，使其战斗加强，为后来开疆扩土奠定了基础。到了宋朝，国家积贫积弱，分化事权，集中皇权，宰相一职多任。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分割宰相军、政、财权，其官职不断的增加，导致机构臃肿，这就是冗官。为其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制北方民族南侵，稳定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充军队，冗官冗兵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财政收入锐减，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大力削减武将的兵权，领兵将领没有调兵之权，导致兵不识将，兵员调动缓慢，贻误战机，导致与辽、西夏作战惨败。治平四年至熙宁元年，王安石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欲改变积贫积弱之现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明朝中叶，兼并土地严重，王公、皇族、勋戚、宦官利用其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徭役杂税繁重，各地起义不断，蒙古、女真时常寇边，边境不宁，南方叛乱不断，内忧外患，再加之黄河屡次决口，数万百姓流离失所，百姓生于水生火热而不敢言，其弊端有五，宗室骄恣、熏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神宗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改革，对于政治方面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军事方面加修长城，抵抗外敌，通贸易，新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经济方面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国欲强，民族复兴，变法是富国强兵之唯一。”国治的此番说辞说的是在朝的大臣们是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康有为、梁启超站于国治的身后，望着身前的国治不知道自己此时该说些什么。光绪皇帝也是听的是振聋发聩，道：“有据有理，说得好，康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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