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他们的朱村长非常很热情，其他村民们则是好奇的打量着这些五官深邃、鼻头高挺，而且长得还特别白的新邻居。一些妇女看向犹太小孩和小姑娘的目光中更是带着怜惜，心说长的可真白咧，比自家的黑小子黑丫头可俊多了。
安定下来后，十几户犹太人家庭这才知道分给自己的地从一百亩缩小成了五十亩，不过他们觉得还是赚了。这里比西伯利亚要暖和不少，再说耕地都是现成的，连引水渠都提前修好了，更不要说还有让人瞠目结舌的拖拉机帮着犁地和收割。
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李内斯觉得来到了天堂，可长年的颠沛流离又让他生怕一切都是梦，醒了，依旧是被人歧视驱赶的悲催生活。
说起犹太人被欧洲各国鄙视欺负的历史，其实最早要追溯到基督教发展的早期。公元四世纪晚期，随着新约圣经的确立，犹太人就成了戴罪之人。
虽然早期基督教创建者甚至耶稣本人都是犹太人，但是基于新约四大福音书的言论，基督教反犹主义也构建了犹太集体特征，“杀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犹太人的一种身份特征，于是每个犹太人从哇哇落地就背负上了“原罪”。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由贫民组成的十字军一开始并没去攻打被异教徒占领的圣地，而是率先向欧洲的犹太人开战。他们有一个可笑的逻辑：既然教皇号召咱们打败异教徒，消灭上帝的敌人，那么圣经里早都说了，犹太人就是异教徒，清除他们能起起到同样的效果。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干掉就能赎罪进入天国。大家一起抄家伙上吧！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延续千年的欧洲反犹运动开始了。自此之后，西欧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愈演愈烈，犹太人不管是在现实还是文学作品里，都被刻画成了魔鬼的门徒。一个邪恶而低贱的种族，一切压迫都是应得的。
后世很多人都从影视作品里看过二战时对犹太人设置隔离区，胸前要佩戴黄色的六芒星。殊不知欧洲从十六十七世纪就已经这样做了，穿特定的衣服、佩戴特殊标志、高墙环绕、门口还有基督徒站岗；没有许可，不能在城市中到处走动。
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可以改变信仰嘛。抱歉，基督教会不接受犹太人改变信仰皈依，所以他们只能遵循原有的信仰，抱团取暖，求得心灵上的慰藉。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自南宋以来在浙江的宁波和绍兴地区也有这样一个背负着“原罪”的群体，一直延续到清末才获得解放。
他们世代从事贱业，不能读书，不能种地，不能经商，有钱也不能住好房子，不能随意迁徙，甚至连昂首阔步走路和大声说话都不行。此外他们在穿着打扮上也有要求，以便能从人群中一眼分辨出来。这个群体就是浙东惰民。
根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记载，惰民的祖上是南宋将领焦光瓒的部曲，因为叛宋投金而被贬，从此近千年不能抬头。
回过头再说犹太人，因为他们经常被欧洲各国家驱逐，于是也就成了没有国家的人。而他们之所以会被驱逐，那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是以贵族分封采邑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等级社会，外来者是没有资格拥有土地的。没有安身立命根本的犹太人只得栖身于城市，从事各种手工业和放贷业务。
李内斯家祖上在波兰的时候就是开玻璃作坊的，后来生意做大了才转向放贷业。
围着自家五十亩地转了一圈，驱散了十几只鸟，又搓了个麦穗尝了尝，李内斯感觉差不多了，收割怕是就在这几天，一会儿回家得让俩儿子再把镰刀都检查一遍，下午带着石碌轴和马过来赶紧打麦场。
自从来了兴凯湖二村，十几户犹太人虽然坚守着传统，可生活习惯上却在不自觉的发生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火炕和年节。
李家人之前都是睡床，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也一样。去年冬天，安顿下来的李内斯带着老婆烤制的面包以及普通话说的结结巴巴却也能简单交流的长孙李伯罕，去村长朱大贵家表示感谢，结果发现朱家的“床”居然不是木头做的，等一上炕，发现还挺热乎。这立刻就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并开始询问细节。
李内斯回家算计了半宿的人工费和材料费，到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就跟家里人宣布，等来年开春天暖和了，学着中国人把木床换成火炕。
他老婆李菲吉、大儿子李科夫（雅科夫）和小儿子李格里（格里高利）听完后都是一脸茫然，心想床底下烧火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是烧床还是烧人啊！等听了老头的解释，这才恍然大悟。
跟中国人相比，犹太人的节日也挺多的。什么犹太新年、逾越节、结茅节、灯节、普尔节等等，林林总总不下十种，可哪一个节日都没有中国人的三节热闹。
尤其是春节，除了热闹的烟花和鞭炮、还有各种大集、秧歌、唱戏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看花了眼。此外中国人对于祖先的信仰和尊崇之隆重，也让初次见识春节氛围的犹太人深深惊讶。他们当然不懂什么叫“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不过也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于血缘和家族传承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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