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
年前为筹西北赏功银，大顺监国陆文宗命西北数省各自筹银。
谕令颁下后，陕西巡抚张国柱、甘肃巡抚汪兆龄、宁夏巡抚赵忠义、青海巡抚辛思忠便竭力筹措此赏功银，然西北地方贫瘠，百姓无有积蓄，行营又严禁摊派百姓，不得已四位封疆便将目光统一放在了境内乡绅头上。
腊月后，陕西巡抚张国柱第一个动手，“布州县官吏，毒掠缙绅”，为了获得更多缙绅藏银，张国柱命人张榜公示，鼓励百姓密告大户富户藏银，所得者十分之一赏告发者。
又命组建清乡队，每县一百至两百人，对凡土地过千亩，或产业店铺过三家者定下捐输比例，或五抽一，或四抽一。若有不交者，清乡队即抄没其家。敢于抗拒者，则调大兵捕杀之。
深知监国心念贫民，张国柱又命清乡队成员多以贫民、无地佃农为主，此举令得贫苦农民除参军之外，又得一条为大顺“体制”之路，不仅极大巩固加强了大顺于地方的统治，也极大打击了陕西境内的土豪乡绅。
在顺军平定西北的强大声势下，土豪乡绅不敢反抗，其家族势力被大大削弱，难以再同前明时一样左右地方，形成地方一霸。
甘肃巡抚汪兆龄参加大西军之前虽是举人士绅阶级，然深恶此阶级害民残民，因而在四川时便曾劝张献忠杀尽地主士绅，归降大顺后，此念依旧不改。
汪于固原召集官员公议，会上公然称“缙绅皆无道之人，不可同情”，随后便令前降清士绅以官职大小定输银多寡，多者六七成，少者二三成。有曾造成顺军（西军）伤亡的降清士绅，更是派兵直接抄杀其家，家产皆没入府库。
为了更好更快更方便的完成监国所定任务，又为彻底清除士绅土豪于乡野势力，汪兆龄更是私设甘肃催收司，以原西军降卒四千余人为催军，分遣各地。
催军一至，立时从地方手中拿取名单，以拷掠方式拿来名单中人，迫其出饷。
汪所定拷掠者以万历四十年后乡绅科目为断，即万历四十年后有功名在身者，全省计270余家。
催军更有若干刑具，除基本夹桚外，又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等物。
诸般手段轮番上阵，使被拷掠者叫苦不已，纷纷捐输交饷。
固原有大户两三家不肯交饷，串连谋反，举乡兵两三千人合攻县城。知县周某率人坚守，命往省城求援。
汪兆龄急请驻甘肃的第十一军艾能奇出兵进剿，斩杀作乱乡兵千余，诛杀为首者上百。
汪兆龄深恨大户不为国家出力，反而聚众作乱，密令催军将第十一军俘虏的上千人尽行扑杀，惨不可言。
此事被原西营礼部尚书、现任大顺西北巡阅使的吴继善得知后，因其原就与汪兆龄不合，反对其对地主阶级大杀特杀的政策，因此上书行营揭发汪兆龄乱杀无辜事。
弹章送至，监国陆文宗阅后，提笔批：“知道了。”
又命颁口谕于汪兆龄，谓：“历来西北之乱首恶多为地方势大者，此类人等若能严守华夷大防，忠于民族，当行招抚器重，委以官职，使之参与我大顺国事。反之，当严行打击，能杀头者不使其牢狱，能牢狱者不使其在家。”
“自古治国，首治豪强，监国圣明。”
得到监国明示后，汪兆龄立时变本加厉于甘肃推行一些官员眼中的激进之举，虽死者甚多，然地方却是秩序清明，民生恢复极快。
宁夏巡抚赵忠义同青海巡抚辛思忠都是带兵之人，不仅有地方治理之权，更有统兵提调之权，奉谕筹银后，赵忠义即命兵丁逼索乡绅，名曰“纳饷”。又命将不肯纳饷的乡绅解入大狱，毁其坊匾，烧其田契，分其屋产，“凡无地者分地之后，皆免三年税。”
青海巡抚辛思忠则多令部将持符巡省境，勒土官捐饷，迫僧官积蓄，横暴异常，然所得也是四省最多。
率军收复河套地区的顺军大将高一功虽没有得到筹银任务，但于五原置城期间，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两套。
又派精骑略行两套，追索蒙古部落大小酋长，少者千金，多者万金。有不能献金银者，追其牛羊过半。敢于抗拒者，刀兵相加。
五原知府、顺监国族侄陆义良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
追饷最重者无疑西安城。
西安为西北中心，聚集大量前明士绅官员，此帮人等九成降清，有汉奸之罪。
甘陕总督孟乔芳奉监国谕，召此等士绅，先是痛斥这帮人等从前罪过，尔后要他们戴罪立功。
言：“西北刚经大乱，想要大治，必须钱粮。国家初立，一穷二白，正是尔等赎罪之时。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两者都不出者，分明视我大顺为贼寇。既是敌非友，则断然处置矣。”
在孟乔芳的威逼下，西安城中富户迫于压力，纷纷解囊。
一时之间，西北四省处处捐输追赃，大顺所任官吏皆以输银竞比，原定西北赏功银三百余万两不足半月便凑齐，追赃之风尤在继续，部分地区出现为追赃而灭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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