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周易》学上出现了新现象，即把《周易》与《易传》合二为一，称《易经》，并为五经之首。而由此以后，凡《易》称，也不同于西汉初期及以前的《易》称了。从西汉中期以后的《易》称内容来看，《易》与《易经》的称法应是同一概念。最明显的是，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无论引用属《周易》一书的内容，或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即统称《易》曰，虽没有出现过《易经》曰，但也不分开用《周易》曰，或《易传》曰。这种称法，我们前面所引《汉书·艺文志》里的一段文字里就出现引用属《易传·系辞》文章里的句子，既不称“《系辞》曰”，也不称“《易传》曰”，而称“《易》曰”。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把《易经》简称《易》来称了。
再如《汉书·楚元王传》里记载刘向的上疏里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但均用的称法是“《易》曰”。
如“《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这是引用《周易·涣》篇里的句子，而不称“《周易》曰”，却称“《易》曰”（当然“涣汗其大号”是刘向从今本《周易》，所谓《涣》卦里的爻辞中引用的。但刘向并没有称“《涣》卦曰”，而称“《易》曰”，显然用《易》曰，如同先秦诸子书籍里出现的《易》曰，所引用《周易》一书里文句那样，是把《周易》一书与史巫（算卦者）之用分辨开来。这里说明刘向把《周易》的文辞，是看成“义理”文章来运用）。
如“《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这里前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易传·象》文（称“小象”）里的文句。而后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周易·否》篇里的句子。这里引用的内容，无论出自《周易》或是出自《易传》但均称“《易》曰”。
如“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这里的“《易》曰”后面引述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文，但同样称“《易》曰”。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这些均是出自《易传·系辞》文里的句子，而刘向上疏朝廷的奏章里所引用时，皆用“《易》曰”来称。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这是现代人给的头衔。又是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等职。《汉书·楚元王传》里说：“向为人简易无威议，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这说明刘向是一个学者，虽然高官坐了一辈子。??? 《汉书》里又说了：“歆及向始皆治《易》”。这里说的歆（即刘歆）是刘向的少子。通过《汉书》里刘向的几篇上疏所见到引述的“《易》曰”内容来看。刘向治《易》，就是《易经》，即《周易》加上《易传》。看来刘向研究《易经》，研究的非常透彻，故在他的上疏里所引用《易经》里的内容，来博证所论述的事情恰到好处。说明刘向是精通《易经》的义理。把《易》（即《周易》加《易传》）当成《诗》，《书》那样的典籍来看待与运用。并且刘向所用的《易》称，已不是先前（即战国时期）那种《易》称的概念了。自西汉《易经》（今本《易经》加《易传》）成为五经之首，随后凡文人学者而引用《易经》里的内容，同样形成一种习惯称《易》，而不称《易经》。
如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典章里也有不少“《易》曰”，但同理这里的“《易》曰”如同“《易经》曰”。即《易》等同于《易经》的称谓。
《白虎通义》里云：
“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
“《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
《白虎通义》里所引用的被称之谓“《易》曰”里的内容，既有《周易》一书里的句子，而多是《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中的句子。东汉是继承西汉后期对《易》的称法，是把《易传》与《周易》合二为一，通称《易》了。
到《后汉书》里所引述的“《易》曰”内容，也多是《易传·系辞》里的内容。说明《系辞》一文的影响力。也说明在《易经》成为五经之首后，《易传》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周易》的内容。如东汉后期《论衡》一书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句子，多是《易传》里的句子，也有《周易》里的句子。但同理已然是称《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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