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的句子。而现通行本《周易》“师”篇中还有这句话：“师出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子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春季发生了楚庄王进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子那样，来阐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 之＂临＂ 里说：‘军队出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子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则出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种用法格式，而不是《周易》曰；或《周易》云。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所用的称法与史巫筮卜时的称法有点相同，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在《周易》文本里，已讲述过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含义，岂能认为是一部卜筮之书呢？
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子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子内容，来阐明“楚子将死”道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子再恰当不过了，增强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子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物，是代表郑国出使它国的外交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眼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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