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今译这段话里的“子曰”，皆认为是孔子说的话。这段话今译意思是：“孔子说‘作《周易》的他了解盗贼吧？《周易》里说‘用牲口驮着，大车拉着东西，会招致盗匪的来到’。背负的事情是劳动百姓所干的，车子是统治者承坐的用具。而劳动百始乘坐贵族统治者的用具，盗匪就思谋着侵犯它。轻慢收藏财物，诱引盗匪。容貌妖艳诱引淫乱。《周易》里说‘负且乘，致寇至’。盗匪就被招致来了。”
《系辞》内容已是帝制王权专制思想的产物，是为王权等级制度诠释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辞》已凸显的是占筮与神秘主义思想。《系辞》里引用《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而“训释”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断章取义，又是违背原意。《系辞》所“训释”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
《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周易·解》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解》中心是讲君子（统治者）与小人（被统治者）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
再到西汉上书汉武帝而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对策”里也引用了《系辞》里对“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释解内容。“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也。”
董仲舒引经据典同理是佐证所陈述的王权等级秩序，董的引述与阐发与《系辞》里的阐释的道理并无二致。董仲舒一样的认为，“君子”与“小人”是天生的差别（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正是这些后儒们引述“负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释，将《解》里的“负”与“乘”附会成“君子”（统治者）与“小人”（劳动百姓）之等级是天经地义的，这既是背离《周易》原文的含义，又是歪曲与任意的解释"经典"，其目的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而寻求理论依据。这正是文化专制里的典型写照与思维逻辑。
而《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是运用比喻寓意道理。“负”：背驮东西。“乘”：驾车，驱马拉车。“负且乘”：是指用牲口驮着东西，又驱车拉着东西。这里是表明财富太显露于外了，所以才招致盗匪的到来，这就叫“致寇至”。“贞吝”的意思是：“结果就出现了危险”。这是作者用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正是围绕着“和解”（《解》篇的“命题”）而阐述其道理。目的是强调“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那么，什么是需要和解的问题？正是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作者举例的“负且乘，致寇至”这种问题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进行和解。这里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财富太显露，太暴发了，才造成“致寇至”。这段话的本义是“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招引了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这寓意着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出现了社会矛盾，才招引盗匪的出现，才造成社会不和解的局面。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敏锐认识，更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可到了王权思想上升和强化时期，后儒们却对这句话作为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而诠释，恰恰背离了《周易》里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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