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益”：富裕；增加。本篇是上篇《损》的姊妹篇。而本篇的立论是“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这是说“无论财富与爱心的增加，既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并能顺利地实现大业。”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本段是围绕着“命题”展开的论述，这里的“为”，指“作为”。“作”：做；作为。 本段意思是：利用好增加的财富或民心，可办成大的事业，是非常正确及有利无害的事情。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
本句在上篇里已出现，其意思是一样的。“十朋”：很多的钱财。弗:表示否定，相当于“不”。克:能。违:违背，违背正道。本段是讲“拥有财富，只要不苛刻，不邪恶，永远都是吉祥之事”。
“王用享于帝，吉。”
若国家有了增益，即富裕了，又能守正。那么，“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里的“王用享于帝，吉”，与上篇《损》里所讲的“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个对比的写法。这里是讲，财富有了大发展，有了大收益，君王即使祭祀天帝，也是好事情。这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增益了，还要不苛刻，不背正道。这里的“帝”，即“天帝”，被认为是万物的主宰。而这里明确指向是“享于帝”，不同于《损》篇里的“享”。“ 享”是指祭祀品，而“享于帝”是指对天帝的祭祀。当然，这里也体现了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收成不好的年份。“孚”:爱，上对下的关爱。“中行”：中道而行，不偏不倚；喻公正，公道。“圭（guī）古代的一种玉器。“用圭”：君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一种玉制礼器。本句意思是阐述：增加的收益要用在灾害的凶年，是没有过失的。爱民与公正的行为，要使诸公们明白这种道理，并把这种行为昭示于天下。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告公”：告知王公。“从”：听从；顺。“依”依据。“迁国”：迁都。
本句还是承上面内容的继续，增益后，才有利于干大事。国家有了财富的积累，又有了爱民这可获取百姓信赖的基础。也就是题目所立论的“利涉大川”的目的。是什么事情能有如此大的举动。既离不开经济实力，又离不开诸侯公们的支持，这就是本段里提出“迁国”的大事。为何这里提出迁都呢？西周晚期是内外交困，内有诸侯坐大，不再拱王听命；而外有异族不断地侵犯与蚕食。终于到周幽王时，幽王被诸侯国君勾结西北异族势力联合进攻下所杀，也就结束了西周王朝的历史。平王立位后，不得不被迫迁都洛邑，即今天的洛阳，是为东周的开始。本段无疑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在西周建国后发生的迁都事件，只有平王东迁。这说明《周易》成书的时间，离西周迁都洛邑的时期不会很远。在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上升时期，特别是西周王朝受到西北民族势力的威胁，周王只有迁都洛邑。这是大势所趋。在作者的眼里，改变王朝的命运，避开西边异族势力的入侵，也只有迁都。迁都是势在必行的出路，可是迁都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举国震动的大事，自然要有多方面的基础奠定。也就是作者提出的财富与民心的增加及王公们的听从。而这一段内容也间接地反映了《周易》一书产生于西周后期，而不是西周初期。更不是什么文王，周公创作了《周易》，因为《周易》的思想内容整个与西周初那个时代是不相符的。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本段依然是承上面之意的论述，要想办大事，干大事，即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就要坚守爱民的准则，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本段里的“有孚”反复出现，这就是《周易》里构建的“民本”理念。“有孚，惠心勿问，元吉”，这是说“有了爱，不用询问，是非常正确的行为”。“ 有孚，惠我德”里的“惠”，是指仁爱，恩惠。“惠我德”：回报施爱者的恩德。“有孚，惠我德”的意思是“爱民，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上面是从“益”的有利一面而论述其政治道理，而本段是从不利于“益”的一面论述其政治道理。
“莫”：没有谁；不要。“击”：攻，攻打。本段意思是“若没有增益，反而相互损害而立仁爱之心不能长久，就凶险了。”这是从有害于增益的一面来谈。若相互损害，再加上没有仁爱之心，即不可能增益，而更难以干成大事。像迁都的大事不但不能完成，而还会造成政治上出现危险。
总之，本篇是上篇《损》的姊妹篇，本篇是从增益上来讲述政治道理。这增益不但指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爱心的积累，爱心的积累就是民心积累，是“利涉大川”的信用资本，两者不可或缺。这里既是讲辩证关系，又是讲政治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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