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让官僚集团获益，是判断一项政策能否执行下去的标准之一。
历史上郑和下西洋，带动了对外贸易，只可惜大部分的钱财，都落入了皇帝的口袋里。
官僚集团其实是没有获得太多收益的。
对于他们来说，下西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朱元璋规定“片板不得下海”，朱棣松动了这一项“祖制”，有了郑和下西洋。
实际上，禁海真的成功了吗？
非也。
走私活动一直盛行。
有人讽刺道：
“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
“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从明初到中期，倭寇都在海疆纵横肆虐。
很大的原因，是沿海豪绅勾结倭寇，祸乱边境。
隆庆帝大手一挥，全面放开海禁，结果肆虐两百年的倭寇不见踪影了。
没有本土势力的支持，倭寇算个锤子。
封建王朝，说白了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
这个时期，是没有“民族”概念的。
皇帝和百姓，从来都是两个阶级，官僚阶级介于二者之间。
所谓“民族”复兴，是等到清末一批有识之士，才提出的概念。
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生活在中原的百姓，是一个完整的“民族”。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成了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
王守敬要推进大明的发展，必须从皇帝的利益、官僚集团的利益考虑。
这二者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总要讨好一个。
能够讨好两个，那做什么事，都会无往不利。
至于百姓，他们只关心能不能吃饱饭，对大局没有太大的影响。
要让大明从对内剥削，转移到对外剥削，这就是王守敬初步的规划。
百姓也能趁机喘口气，从中分一杯羹。
陈济负责修书、着书，宣扬王守敬的思想，等到恰当的时机，向天下宣示。
王守敬、廖镛负责占据朝堂的话语权，登临高位，获得皇帝、官僚集团的支持。
廖铭、沈开来负责开拓商业，将生意做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这是王守敬初步的安排。
至于兵权，还不是他能够沾染的。
陈济很纯粹，王守敬很多事都没有打扰他。
廖镛、廖铭的心还不够沉静，方孝孺一案悬而未决。
真正算王守敬心腹的，只有沈家的沈开来。
只是一介商贾，空有钱财，还不足以完成王守敬的远志。
大明要为后世留下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守敬着手当下，道：
“句容的生意，有沈家照顾了。”
“广志可以去往扬州、苏州两地。”
扬州富庶，是因为两淮盐业。
苏州富庶，为“四大绸都”之一，朝廷设立了织造局。
以德庆侯府的招牌，在地方做食盐、丝绸生意，还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赚钱只是第一步。
没有足够的财力、权力支撑，就算开海了，也捞不到油水。
“我琢磨着，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从事盐商。”
“为长远计，我决定去苏州府。”
廖铭很快做出了抉择。
丝绸生意持续了上千年，经久不衰。
占据了一定的丝绸市场后，开海一定能够大放异彩。
明朝的商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朱元璋的自信！
只是他没料到，这一政策到了后世，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纵使大明没有产生大资本，但是商业的发展从未被制约，只是转移到了地下罢了。
朝廷要加重商税，总会有士大夫跳出来，称这是“与民争利”，不可取。
实际上呢？
做生意的，哪一个没有官僚的背景？
商贾有了钱，也会大力培养亲近自己的官员，在朝堂上寻找代言人。
加重商税，也是在收割官僚集团，他们不炸锅才怪。
王守敬很欣赏廖铭长远的目光，赞同道：
“好。”
“如果遇到了麻烦，开来会提供帮助的。”
王守敬为句容商会搭建了桥梁，他们成功“勾搭”上了朝堂大员，有了靠山。
有时候这种关系，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多谢大人！”廖铭志气盎然，已经准备大干一场了。
沈开来一口气给廖铭提供了二十万两银子，慷慨道：
“这是你第一次做生意，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廖铭看到二十万两的银票，整个人呆若木鸡。
没想到商贾过得比勋贵还要滋润！
除了朱元璋赏赐的土地、财富，勋贵几乎没有收入来源，除非违背朱元璋的意志。
德庆侯府已经没落，又被朱高煦一通折腾，自然穷困潦倒。
就算是他们处于鼎盛时期，也拿不出二十万两银子。
开国功臣因为贪污三千两银子，就直接被朱元璋斩首示众。
勋贵过得也不是特别阔绰！
“在下一定三思而后行，妥善利用好这一笔钱。”廖铭坚定不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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