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坚是太子李亨的大舅哥，办事干练精细，玄宗让他主管江、淮地区租赋转运，他每年为朝廷增收巨万。
而王鉷则是高宗时期名将王方翼的曾孙，擅长租赋工作，被玄宗用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享乐就要花钱，花钱就要创收，创收就要盘剥，盘剥过度就会官逼民反，这在古时是一个无法逃脱的铁律！
重用这样的人，势必以盘剥为政绩，无形中增大了百姓负担。
古时的赋税建立在户数、人口数的基础上，想多捞钱就要把基数在搞准的前提下做大。于是，天宝年间的全国性统计变的繁琐细致起来。
我们常说形式主义屡禁不绝，形式主义的根基是什么！看看历史就会明白，哄领导高兴才是它的核心本质！
任何事情，一旦精致的过了头必然会演变为形式主义！
天宝二年（743年），身负江、淮租赋转运重任的韦坚，不负玄宗厚望，历时两年整，竟把运河修进了长安城，生生在城东望春楼下凿出个大潭，用以停泊运送租赋的船只。
这一浩大工程引得沿途民众怨声载道，韦坚才懒得去管这些，与他那个无比宏大的“献宝活动”相比，让老百姓骂几句实在是微不足道。
三月二十六日，玄宗亲临望春楼。
韦坚从各地征调数百艘崭新的船只，每艘船上都张贴着写有郡县名称的牌匾，船上陈列着各地奉献的奇珍异宝。
排在最前面的一艘船上，站着陕县县尉崔成甫。只见他身着锦绣坎肩，披红戴绿，红罗抹额，高唱《得宝歌》。其它船上的数百盛装美女同声相和，帆樯林立连绵数里开外。
韦坚跪伏于地高呼万岁，一队侍从鱼贯而入，将上等绢帛整齐码放在望春楼下，接着又端上提前备好的百碟美味。
面对如此规模盛大的场面，玄宗龙颜大悦。设宴款待文武群臣，在无数百姓的围观下，君臣们把酒言欢，闹腾了整整一天才尽兴而归。
韦坚此举堪称绝无仅有，让玄宗过足了盛世皇帝的瘾头。四月份，玄宗加封他为左散骑常侍，参与献宝活动的所有策划人员都各有封赏。
洋洋得意的韦坚只顾高兴，没留意玄宗身旁那双一直注视他的阴冷目光。
看到韦坚大出风头，王鉷不甘示弱。
他的工作是收税，当时国有国库，用来存放国家收缴的租赋，由户部管理，动用需要走程序。后宫有内库，是皇帝个人的小金库，用来保障自己及嫔妃们的日常开销，每年花费有限额。
随着玄宗生活日渐奢侈，对后宫赏赐变的毫无节制，内库那点钱早已不够花，他又不愿从国库支取，这就成了他倍感难受的“痛点”。
王鉷当然了解这一情况，他利用职务之便，加大对地方的盘剥力度，每年额外收缴百亿万钱存入内库，供玄宗花费。为了让玄宗花起来没有负罪感，还体贴的哄骗玄宗：“这些钱都不是征来的，不会影响国家的正常开支，您完全可以敞开了用。”
有了这样的管家，玄宗怎会不满意！当即提升为他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
天宝三年（744年），海盗吴令光抄掠台州（今浙江临海市）、明州（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不久被河南尹裴敦复出兵剿灭。
这次内乱规模虽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对大唐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足以证明韦坚、王鉷两个治财能臣的惊人破坏力！
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平卢节度使安禄山首次入朝。玄宗也不知看上他哪点，对他异常宠信，甚至到了随时可以觐见的程度。
安禄山知道玄宗迷信，经常给玄宗讲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有个故事玄宗最爱听。
讲的是一次营州全境遭遇蝗灾，安禄山焚香祷告：“臣若用心不正，事君不忠，就让蝗虫吃掉臣的心。如果臣没有辜负天地众神，愿将蝗虫驱散。”话音未落，就见一群鸟雀从北方飞来，把铺天盖地的蝗虫吃了个干净。
玄宗认为这是他忠心为国的体现，不仅没有质疑，还专门交代史官把此事记载在案。
除了这事，在朝廷没住几天的安禄山还做了件好事。
当时的科举制已非常普及，每年参加的考生数以万计。这一年，达到录取线的共有六十四人，第一名是时任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张奭，考生对此非常不满，认为里面有猫腻，以致议论纷纷。
原蓟县县令苏孝韫将此事告诉了安禄山，安禄山向玄宗反映。玄宗把六十四人全部召到朝堂，亲自组织面试。考了一天时间，到交卷时，发现张奭的卷子空空如也、只字全无，人们戏称他“白卷先生”！
很显然，这是一次严重的科场舞弊，参与此事的主考官宋遥、苗晋卿，以及御史中丞张倚都被贬官问责。
天宝三年（744年），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河北黜陟使席建侯都替安禄山说话，称他公平正直，是难得的优秀将领。玄宗随即颁诏，任命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身份，兼任范阳节度使，东北、河北辽阔疆域以及十余万百战精锐尽入其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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