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阳军尾随追击，在七盘一带（今四川广元与陕西宁强交界处，为川陕重要通道）再次击败吐南联军，乘胜收复了维（理县）、茂（茂县）两州。
吐南联军被突然出现的这帮唐军吓破了胆，向西疯狂逃窜。李晟带领神策军一直追击到大渡河外，敌因饥寒坠落山崖而亡的有八九万人之多。
这一仗彻底打痛了南诏，南诏王害怕大唐追责讨伐，在万分恐惧之下，举全国之力修筑了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境），并迁都至此。
前方捷报一到，德宗立即委派荆南节度使张延赏出任西川节度使，重新夺回了西川控制权。登基未满半年就打胜了外战第一仗，且又胜得如此扬眉吐气，德宗心情大好，少不了褒奖一番。
所谓有人欢乐有人愁，此时的崔宁欲哭无泪，一次虔诚的朝圣之旅，谁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只是他在郁闷中没想到噩运才刚刚开始，杨炎盯上了他，并且没打算放过他。
崔宁失去了节度使职务，暂时成为一个闲人。杨炎向德宗提议，北边还不太平，郭子仪退休后，咱需要派个崔宁这样的元老重臣，去镇抚这帮骄兵悍将。
德宗当即采纳，诏令崔宁出任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延安黄陵县）。杨炎又担心崔宁会寂寞无聊，在他分管的地界上接连安插了杜希全、李建徽、张光晟三名强干刺史。
杨炎给三人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架空崔宁，让他名义上是节度使，实际上啥也不是；二是随时探听崔宁动向，寻找他的过失，伺机予以致命一击。
杨炎害起人来就像乌龟一样，咬住你就不松口，就是咬不死你，也得扯掉一块肉，这种作风在他整治刘晏时表现的尤为明显。
【02】收回国库主导权
唐时旧制，各地收缴上来的贡赋，都统一存储于太府寺下辖的左藏库（相当于国库、国家银行），太府寺按户部度支司（相当于财务部预算局）要求，每季度上报一次库存情况，再由刑部比部司（相当于国家审计署）检查核验是否属实。这就在制度上保证了国家赋税从收入保管到支出使用，全过程都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中。
肃宗执政晚期，理财能臣第五琦担任度支和盐铁使，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负责官办盐、铁的生产与专卖。
当时京城有许多诸如马璘、郭子仪这样于国有功、权势滔天的大将，他们打着保障作战的名义索要钱财物资，第五琦谁也得罪不起，索性奏请肃宗将本应由六部共管的左藏库 财物，全部转移到了归皇帝私人所有的大盈内库。
大盈内库主要供皇帝宫廷享乐及赏赐之用，由宫中宦官掌握，开支、使用无需经任何部门审核，全凭皇帝一句话。
皇帝自然乐于这样，以前用钱、用物既得顾及宰相脸色，又要走流程，很不方便。现在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多好！全国财政收入就这样光明正大的成了皇帝私产。代宗即位后也一直装糊涂，没把国库财物管理权交还职能部门。
这种非正常状态一直持续了二十年，其间经手宦官达三百多人。这些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取利，彼此袒护着牢牢把持住这块肥肉，已然形成了一条根深蒂固的利益链。
杨炎熟知经济自是明白个中道理，国库不归国有，他这宰相还有什么权力！但是这么大一块肥肉，宦官们肯吐出来吗！
杨炎肯通过细致观察，感受到了刚刚即位、正值壮年的德宗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蓬勃心态，也敏锐察觉到了德宗想要收拾宦官、惩治贪腐的决心！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找到德宗，诚恳地向德宗建言，赋税收入是国家根本，直接关乎万民生存和社稷安危，历朝历代都由重臣严格监督审核，但即便如此还时常出现账目不清、监守自盗的行为。
现在却交由宦官管理，职能部门完全插不上手，国家财富白白落入这些刑余之人手中，您难道不心疼啊！为政的危害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应当按照原有制度，把国库划归职能部门，宫中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让职能部门如数拨付内库。只有这样，我们的政令才能下行啊！
这番义正言辞的话打动了德宗，他当即下旨，将天下财赋重新划归左藏库，每年从上贡的物品中遴选三千至五千匹精帛送入大盈库供皇室开销。
这件久拖不决的国家大事仅凭杨炎一番话就得以解决，由此可以看出他确有能力、名实相符！
【03】实施税法改革，推行“两税法”
大唐是个辉煌的时代，不仅有灿烂的文化体系，还有先进的制度设计。比如租庸调税法，简单来说就是以谷物、布匹或服劳役的方式来缴纳赋税。“租”指田租，每丁（男，下同）每年缴纳二石（120斤）粟米；“庸”即力役，每丁每年需替政府服劳役二十天，可用实物折抵；“调”即按户征收的实物税，通常每户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种制度能保证农民有充足的时间耕种，负担也相对较轻，但实行起来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均田支撑，一是户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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