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
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从物质的属性来看，人和动物、植物没有根本的区别，人在宇宙中连一粒灰尘都不如。但是，人因为灵魂而伟大。死亡绝对不仅仅是告别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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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对上天和祖先的祭奠有着悠久的传统。距今5000余年前的良渚文化揭开了我国祭天的序幕，遗址中发现了外方内圆、制作精美的玉琮，被认为是贯通天地的手段或法器。
到了商代，商王从巫的手中夺过祭天之权，自称膺服天命，代理上天进行统治；同时商王将自己的祖先神格化，希冀通过祖先“宾帝”的方式，对人间的商王进行护佑，自此，“敬天”与“祭祖”文化开始合二为一。
畤祭文化源于周，兴于秦，盛于汉，废于莽，上承西周郊外祭祀，即“郊祀后稷以配天”，下启都城南北郊祭祀，即“祭天于南郊，瘗地于北郊”，在华夏国家祭祀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华夏国家祭祀系统从西周郊祀、秦汉畤祭、隋唐圜丘、到明清的天坛、地坛演变的重要过程，也是华夏古代国家祭祀观念变迁的重要阶段。
华夏文明中的“祭祖”文化，祭祀先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独有的文化现象。汉代是华夏文明“祭祖”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通过追溯共同的祖先故事，极大地提高了华夏民族的内聚力，强化了政权内部族群间的文化纽带。
《大戴礼记·礼三本》载：“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汉代儒学将“事先祖”视作仅次于天地的大事，其中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撰写的《春秋繁露》是“敬天法祖”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书中，董仲舒提出了着名的“君权天授”与“天为万物始祖”的观点，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基义》中“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之语，皆通过“君权神授”确立了皇帝的绝对权威。
同时，《春秋繁露》中也梳理了“天”与“祖”的关系，将“天”提到了万物之祖的地位，如“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这就将“天”和“祖”合而为一，为“敬天法祖”提供了合理的建构手段。如果天为人类始祖，那么君王必须以天的意志来行政，以保全天的子孙。这种“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成为汉文明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
“敬天法祖”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史·礼志二》所录夏言奏疏有云：“敬天法祖，无二道也。清代康熙皇帝遗诏开篇即言：“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
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修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每年清明节都会在炎帝陵、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祖活动，遥寄对先祖的追思，对上天和祖先的敬畏已经成为华夏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崇圣”作为华夏文化中一个极为显着且独特的特征，深刻地体现了华夏民族对于在历史长河中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之人的高度尊崇与敬仰。这种“情结”不仅强化了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还使得华夏文化在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展现出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魅力。
华夏民族所尊崇的圣人，他们不仅是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奠基者，如科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更是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指引者。这些圣人通过他们的智慧、品德和成就，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在华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圣人被后世所尊崇和敬仰。他们中既有像黄帝、尧、舜、禹这样的古代帝王，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也有像周公、孔子这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提出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还有像老子、庄子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深邃而富有启发性，为后世提供了独特的思考视角和精神寄托。
在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涌现出了无数位圣王与圣人，他们皆以“复其初”的精神，以“守先待后”的担当，用生命维系着华夏文化的“圣脉”，传承着华夏民族的“圣道”，使华夏文明绵延五千余年而从未中绝。华夏民族的“圣脉”与“圣道”，通过人们虔诚祭祀这一独特的形式，流淌于华夏人的血液之中，延续于华夏人的生命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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