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则从军人角度出发，极力主张将战争推向更大规模，并且频繁地发表与美国政府立场相悖的言论。最终，杜鲁门总统忍无可忍，决定将他撤职。
在1944年，李奇微便已荣升为三星中将，其资历之深厚不言而喻。加之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表现，由他来接替麦克阿瑟的全部职责显得尤为恰当。事实上，杜鲁门、马歇尔（时任国防部长）、布莱德雷（参联会主席）以及柯林斯（陆军参谋长）或许早已对此有所考虑。
李奇微到任第八集团军是1950年12月26日，仅仅四个多月后就飞往东京接任联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军总司令，明显是有点预谋的。再过一个月以后的1951年5月，李奇微顺理成章晋升陆军四星上将，职衔正式配套，当然，这是后话。
12月26日，李奇微与麦克阿瑟在东京见面，麦克阿瑟明确表态：
“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自己作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李奇微拜见麦克阿瑟后，立刻离开东京，直接飞往南朝鲜的大邱机场。
历经两次战役，美军在与中国军队的交锋中，对于对方的优势和短板已有了深刻体会。彼时，有两份美军文件曾对此进行过较为详尽的剖析。
其一为志愿军所缴获的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战斗情况报告第六号》。此报告以参与过军隅里地区作战的美军第 2 师所属 16 个步兵连官兵的口头反馈为依据整理而成，其核心内容在于解析中国军队进攻行动的战术特征，尤为强调了中国军队在侦察、火力运用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报告指出，据对美军 16 个连的调查，除 2 个例外，在战斗中遭受攻击的美军阵地，其位置在战前均未被中国军队精准掌控，打的基本都是遭遇战，“敌我双方在最初都颇感意外”。即便那些被中国军队成功攻克的指挥所、炮兵阵地和后方关键设施，也多属偶然，而“并非详细侦察与精心计划的成果”。
在火力方面，据报告所述，中国军队的炮火效力有限，难以对美军构成重大损失，士兵们对此并无畏惧。在战斗中，对美军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精准的机枪火力，而非被过度渲染的手榴弹。
尽管中国军队在近战中倾向于使用手榴弹来解决问题，但其实际战斗效果并不理想。
究其原因，其一，“中国士兵臂力较弱，不适合投掷手榴弹”（据统计，中国士兵在平地从下而上投掷手榴弹的最大距离为 20~25 码（18-22 米））；其二，“手榴弹本身的杀伤作用有限”（美军士兵在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伤的情况较多，炸死的情况较少，似乎只有在身体或头部与手榴弹直接接触时才会导致重伤）。
若按照杀伤效果，对中国士兵手中武器的实际威力进行排序，位列首位的是轻机枪，其次是迫击炮（通常口径为 60 毫米），再次是手榴弹、汤姆式手提冲锋枪和步枪。
另一份材料乃是第 8 集团军作战研究室的《关于中国作战状况的评估备忘录》，是以第 1 陆战师于长津湖地区之作战经验为根基所撰写而成的。备忘录明确指出：于长津湖地区，中国军队“从未成功将我军包围，亦未曾将我军任何重要部分予以分隔，更未突破我军整体防御阵线之简易外用攻势”；中国军队各师投入作战后“仿若迅速耗尽其预先储备之物资。因再补给未能及时跟进，彼等之战斗力于当时便不复存在”。
在炮火方面，中国军队6次进攻都得到小型炮兵部队的支援，但每次都不超过2~3门炮，而且炮弹还被限制，只使用数发。他们的主要攻击武器，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以及冲锋枪、步枪和木柄手榴弹。
在设置障碍方面，虽然他们在“最关键的地方，适当地使用了炸药”，并能“用最少的炸药，达到最大的伤害效果”，但由于没有重型的爆破器材，只能对几座小型桥梁造成破坏，而无法用巨石切断整条道路。
备忘录描述了寒冷气候对中国军队造成的严重影响，称“我们发现敌方的许多士兵，在没有被子弹或弹片击中的情况下就死了，是严寒冰冻的牺牲品”。
备忘录还写道：
“在反复进攻同一阵地的过程中，他们对火力的运用几乎没有或根本就没有变化，要么由于极其缺乏物资，要么只是缺乏战术素养，当他们扩大进攻，有可能获得局部胜利时，他们有时却停止强夺敌方的阵地。”
以上两个文件，一份出自西线的军隅里，一份出自东线的长津湖，代表了美军一线部队对中国军队作战特点的感性认识。这显示出，经过实战，美军对中国军队的弱点已略有认知，虽然这些认知仅局限于技术和战术层面，尚未上升至战役层级。
然而，就整个美军部队来说，因失败导致的恐慌情绪，此刻仍在不断蔓延，直至李奇微上任时也未能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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