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战役后期，西线志愿军各部在追击逃敌时陆续渡过汉江，于1951年1月7日前推至水原、金良场里一线；8日，人民军第1军团占领金浦、仁川港。
桥头堡阵地，也称滩头阵地，是进攻军队跨越江河障碍作战时预先在对岸占领并固守的一块地方。建立桥头堡阵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敌方利用宽大水障凭险据守，使己方在跨越江河进攻时提前获得一个前进基地。
在汉江南岸桥头堡阵地执行警戒和掩护任务的是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其中，第50军部分部队向前部署至水原至金良场里公路以北区域，主力则位于汉城与水原之间；第38军第112师则布防在京安里地区，而军主力则远在汉江以北、议政府以东地区集结休整。
此外，人民军第1军团有两个师配置在金浦和永登浦地区，负责海防警戒；第42军第125师则部署在南汉江以东、阳德院里西北地区，担负汉江南岸阵地翼侧的掩护任务。
志司决定在汉江南岸建立并保持一个桥头堡阵地，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了巩固对汉江以北区域，特别是对汉城的控制，确保汉城不在美军远程炮火的威胁范围内；其次，作为未来春季决战攻势的前进基地。
在这两点中，后一点比重更大一些。从这一角度来看，汉江南岸的桥头堡阵地更多是按照进攻的需求设置的，一旦春季攻势展开，它将成为志愿军西线部队的进攻出发点。
因此，志司命令第50军占领汉城后继续向前推进，迅速派遣一支有力部队控制汉江的桥梁，确保占据汉江南岸一定纵深的区域；若敌军继续向南撤退，则立即尾随追击至水原待命。与此同时，第38军等部队在攻克杨平后，从东南向西北方向进攻利川、水原，前出至南汉江以西区域，与第50军在汉江南岸的阵地形成呼应态势。
当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通过分析战场态势，发现中朝军队在汉江以南的部署存在不足，指出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汉江以南的兵力过于分散，未能形成完整的防线。
他建议将人民军第1、第5两个军团及志愿军第50军等部队调至前线，以巩固骊州、利川、水原一线的防御。同时，他强调应加强对敌方的侦察，以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在汉江以北的休整。
然而，志司并未完全采纳沙哈罗夫的建议，不赞成按照坚守防御阵地战的思路，在汉江南岸设防，同时也不愿在这一方向上投入过多兵力。
当时志愿军能够投入前线作战的共有6个军，其中仅有第50军和第38军的一个师驻扎在汉江以南，其他部队则集中在汉城以北的高阳、议政府、加平等地进行休整。由于持续作战且未获得补充，驻守汉江南岸的部队已经十分疲惫。
以第50军为例，该军在第一次战役时仓促入朝，经过三次战役后，全军兵力仅剩3.2万人，人数在志愿军的6个军中排名倒数第二。
尽管第38军是志愿军的主力部队，但由于大量的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部队也只剩下人，在原第13兵团的4个军中兵力最少。多数战斗连队的兵员仅为出国时的三分之二，少的甚至不到一半。第38军112师在前几次战役中，一直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已被消耗殆尽，抵达汉江南岸时疲态尽显。
此时，汉江南岸还有人民军第1军团的两个师，但每个师的兵力仅有数千人，作战能力有限，并且被美军的登陆佯动牵制在海岸方向。
与美军在这一方向投入的兵力相比，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数量已明显处于劣势，更何况在炮兵、航空兵及坦克装甲力量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更为巨大。
从客观角度来看，汉江两岸的地形对防御一方极为不利。汉江南北的地形差异显着：江南多为起伏不定的丘陵和山地，而江北则是广阔的低洼平原，几乎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供防守。在这种情况下，防御重心只能放在南岸。
然而，南岸的纵深有限，从水原、金良场里、利川、骊州一线到汉江，纵深仅有30到40公里左右。一旦前线阵地被敌方突破，防御方就将陷入背水一战的不利局面。此外，汉江以南的山地，从利川、骊州到京安里一带，山谷多为南北走向，底部交通条件较好，便于机械化部队的移动，这对于进攻方而言也是一种优势。
进一步来说，通过汉江向南抵达水原、平泽，并接近西海岸的江华湾，还面临美军登陆的威胁，尤其是来自仁川方向的压力最大。在这种防御部署中，必须加强对海岸的警戒，预留一部分兵力以应对可能的反登陆作战，这无疑增加了防御方的组织难度。
由此可见，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在设防之初便遭遇了诸多不利因素。
以1月15日启动的“猎犬行动”为起点，美军开始从防守转向反攻。
这一变化在初期经历了一个试探性的阶段。刚开始，美军的攻击行动更多是威力侦察和骚扰性质，未能引起志愿军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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