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蓄到一定数量时（至少100到150架以上，即明年三、四月间)，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分批使用出去，直接掩护和配合前方地面部队，完成一个战役和战斗，解决一定的战斗任务。
报告里的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12个字，成为中国空军入朝参战的方针。
尽管前线和后方都急切要求空军尽早投入战斗，刘亚楼却展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坚定。
他认为，刚刚组建的空军部队立即参战并不合适，只能让完成战斗训练的飞行团，以大队（10架飞机）的形式轮番跟随苏联空军进驻安东机场，并以小队（2架飞机）为单位嵌入苏联空军的作战队形，选择敌情较轻的时机进行实战演练。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来学习空战。
1951年1月21日，空四师师长方子翼带领第10团第28大队进驻安东浪头机场，成为中国空军首支投入战斗的航空兵大队。
2月17日，第28大队派出8架飞机执行战斗任务，追击美机至安州附近。尽管最终未能追上，最近时双方距离约为20公里，但空军首长依然给予了鼓励，称此次行动已有进展，并希望今后能继续把握有利时机进行实战演练，争取与敌机交战。
21日，美军出动约20架次的B-29远程轰炸机，由F-84战斗机护航，在新义州东南80公里的宣川上空对铁路进行轰炸。
第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领6架米格-15战机起飞应战，并在安州附近上空击伤1架F-84战斗机。交战中，李汉大队损失1架飞机，1名飞行员牺牲。
29日，李汉再次率领8架米格-15战机参战，在定州以西的空域击落和击伤了各1架美国F-84战机。这一战果标志着中国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取得战绩。
空军领导人对参战部队取得的初步战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这表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具备作战能力。然而，他们同时提醒，在出动迎敌时，仍需采取稳妥的方式，任何急躁的行为都是不应有的。
在二月下旬，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入朝参战的事宜。会议得出结论：参战势在必行，且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三月底之前完成。
参战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损失惨重，却收效甚微；第二，虽有较大损失，但取得了一定成果；第三，损失较小，且效果显着。会议明确方针：“我们全体同志要全力以赴。”
3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空军出动计划”：
4月计划部署4个航空团，包括1个喷气机团、1个驱逐机团、1个轰炸机团和1个冲击机团；5月则计划再部署6个航空团，其中包括3个喷气机团、2个轰炸机团和1个冲击机团。
3月15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空联司”）在安东正式成立，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兼任空联司司令，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与朝鲜空军司令员王涟分别担任副司令员。
中国在积极准备派遣空军入朝参战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推动苏联空军加入朝鲜战场，以弥补中国空军作战能力的不足，力图在战场上与美国空军形成有效抗衡的局面。
当时，苏联空军的实力虽与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存在一定差距，但整体上仍属同一水平。如果苏联空军能够积极投入战斗，便有可能在朝鲜战场的空中与美国空军展开较量。
1951年1月，刘亚楼建议，针对3月份的战役，待下一次战役打响时，至少应派出两个苏联空军师前往朝鲜北部执行掩护任务。
二月下旬，向苏联提出请求，希望苏联空军能进入朝鲜，承担掩护平壤、元山一线及其以北机场的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迁入朝鲜境内。如果不这样做，朝鲜的机场将无法建成，中国空军也将无法参战，坦克和炮兵的运作将会遇到极大困难。
乔大叔在处理空军使用问题时，明确划定了一条界限：
苏联空军只能在中国志愿军入朝两个月或两个月半后才能出动，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中国境内，不得进入朝鲜参战。但他很快突破了最初设定的限制。在志愿军入朝后的第十天，斯大林便派出飞机参战，打破了飞机不越过鸭绿江的规定，将空军的活动范围推进到了朝鲜境内的浅近纵深。
随后，又陆续作出决定：
自1月10日起，派出飞机为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提供空中掩护。自3月20日起，进一步将掩护范围向前推进，覆盖至顺川一带。
前者的活动区域位于清川江以北，而后者则跨越了清川江的界线。
在收到中央转发的志司电报后，乔大叔迅速回电：
“同意将由别洛夫指挥的第151和第324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至朝鲜境内，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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