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甘岭战役中，尽管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质量尚不及“联合国军”，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作战区域内，集结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133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迫击炮292门，总计发射了超过35万发炮弹，火炮的密集度和炮弹的发射数量都创下了志愿军参战以来的新高纪录。
后来，一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说：除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手榴弹、坑道和火炮，是保证我们志愿军最终能够打败以美国佬为首的“联合国军”，取得上甘岭战役胜利，从而彻底解决抗美援朝战争我中朝联军“能不能守得住”的三个关键因素。
“联合国军”方面称：“这是共军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
李奇威在《朝鲜战争》一书中不得不承认，“10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9﹒3万枚炮弹的记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美国的战地记者坦言：“上甘岭战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美国通讯社也称：“共军的炮火经常使进攻的联军陷于瘫痪，使那些爬上山顶的联军全军覆没！”
这是志愿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它体现了志愿军的炮兵经过连日的战火考验，终于逐步成熟，志愿军对炮火的运用走向合理精熟。
值得专门说一下的是，上甘岭战役中，喀秋莎的使用达到巅峰，志愿军将24门喀秋莎火箭炮布置在阵地背后作为火力压制的主力。上甘岭战役中喀秋莎的使用达到巅峰，志愿军将24门喀秋莎火箭炮布置在阵地背后作为火力压制的主力。
在一轮山炮的假射击后，美军士兵大多隐蔽于掩体内，等待炮火平息。然而当山炮射击停止，喀秋莎却随即开火，将敌方刚露头的士兵直接覆盖在猛烈火力中，仅仅13分钟内阵地上空已是火海一片，前方的美军阵地在两轮齐射下土崩瓦解，500余名美军阵亡。
这种场面虽令志愿军欢欣鼓舞，但火箭弹的高昂价格也让将领们心疼不已，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曾批评209团因多打了一轮炮弹，怒叱他们浪费数百两黄金。这样的“骄娇之物”在当时的朝鲜战场上可谓奢侈，战士们笑称“火炮一响，黄金万两”。
陈赓将军也感慨苏联人都不敢像我们这样用喀秋莎，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守住阵地，志愿军也顾不得省钱省弹，在关键时刻毫不吝惜地动用它。尽管火力凶猛，喀秋莎火箭炮仍存在短板，比如缺乏精准制导功能，因此需要依靠饱和攻击来提升命中率。
此外它的体积庞大且装填时间较长，每次齐射后志愿军必须迅速撤离，否则便可能遭到美军反击。志愿军战士通过不断摸索形成了“快打快撤”的战术，即利用夜间掩护进入战场、齐射之后迅速撤离，以躲避敌方空袭。
同时志愿军炮兵也学会了在喀秋莎火箭炮的使用上巧妙施策，例如在敌军阵地前伪装“假延伸”炮火，吸引敌军出动，再集中火力全力攻击。在朝鲜战场上喀秋莎火箭炮不仅是致命武器，也是一种心理震慑。
它的出现给志愿军带来了士气上的提升，同时让美军心生忌惮。
1952年12月16日，中央在总结1952年秋季志愿军作战胜利的原因时表示：“今年秋季作战取得如此胜利，除了官兵的英勇、工事的坚固、指挥的得当和供应的充足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精确确实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随着后勤体系的不断完善，让志愿军有了充足的弹药补给，炮兵制式化也让志愿军炮兵没有了口径不统一的后勤保障之忧。1953年，志愿军每天战场上的弹药消耗量，比1952年翻了一倍。原来需要用人去冲锋夺取的据点，现在也改为直接用炮火炸平算了。
1953年初，高存信接替匡裕民担任志愿军炮兵司令员，刘何则担任政治委员。
1953年春，志愿军为粉碎“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全军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为增强炮兵兵力，又有6个炮兵团另4个炮兵营入朝，使志愿军的火炮增加到1.5万余门。
在部署上将入朝时间较长、作战经验较多的炮兵部队，调到东、西海岸，加强侧后沿海的防御力量，并成立东、西海岸炮兵指挥机构，编组师、团炮兵群，组织防坦克预备队。各炮兵师、团都成立筑城委员会，组织领导炮兵部队进行工程作业。
仅炮兵第1、第2师就在西海岸构筑了5公里长的坑道，修建坑道式、掘开式火炮发射掩体320个，观察所、指挥所、掩蔽部等998个。与此同时，各炮兵部队抓紧时间进行抗登陆军事训练，制订炮火保障计划，抢运储备大量作战物资和主副食，抢修火炮、器材、车辆。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志愿军炮兵的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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