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踩着端午后第一场雨的泥泞，回了端本巷。青石板上的苔痕比去年深了两指，像老烟鬼的肺纹。巷口槐树歪着脖子，枝桠间那串锈铃铛还在，风过处叮当响，撞得人心慌——这声响，和我十岁那年躲在树后听太奶奶咽气时一模一样。
推开门，门轴“吱呀”一声惨叫，惊起檐下宿鸟。月光斜斜泼进院子，老井栏圈着圈墨色阴影，像道疤。正堂的匾额在暗处泛着乌光，“端本”两个字被虫蛀得坑坑洼洼，可那股子倔劲还在，跟我爹脊梁骨似的，断也不弯。
跨进门槛，靴底粘到什么，低头看，是片干枯的海棠瓣，泛着暗紫，像谁哭干的泪。这是二娘最爱的花，她嫁去蒙古前，在堂前栽了八株，说“海棠开时，我便回来”。
当夜，我宿在西厢房。窗纸破了个洞，风灌进来，带着老木头的霉味。后半夜，突然听见正堂有动静——像是翻书声，“哗啦、哗啦”，极轻，却挠得人心慌。
我摸黑披衣出去，正堂的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缕幽光。推开门，供桌上的油灯竟自己亮着，火苗颤巍巍的，映得祖先画像的眼睛发亮。供桌前的矮凳上，摊着半本《论语》，书页上的字被人用朱笔圈过，墨迹新鲜得像是刚写的。
我脊梁发寒，却又忍不住凑近。突然，油灯“噗”地灭了，黑暗里响起一声长叹，像谁被掐住了喉咙。再点起火折子，书不见了，矮凳上只有片海棠瓣，和门口那片一模一样。
第二天跟爹说这事，他呛得直咳嗽，手抚着堂柱上的刻痕：“你太爷爷当年跪接蒙古官文时，这柱子上的‘守’字，是他拿刀柄刻的……” 他指腹摩挲着木纹里的暗红，像在摸一道旧伤，“有些事，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
爹的咳嗽越来越凶，终于在一个雨夜，抖着手给我讲了二娘的事。
二娘是我爹的亲妹子，二十年前，蒙古达鲁花赤帖木儿来收税，见端本堂的匾额气派，便想强占作私邸。太爷爷跪了三天三夜，把二娘送去给帖木儿做妾，换得堂址保全。
“你二娘临走前，在堂前栽了八株海棠，说‘海棠开时，我便回来’。” 爹的眼窝陷得更深，“可她再没回来——帖木儿的大老婆是个夜叉，把二娘锁在柴房，寒冬腊月只给件单衣，后来……后来听说疯了，抱着半本《女诫》跳了斡难河。”
我摸着怀里的半块玉佩，那是二娘临走前塞给我的，“拿着，等堂里的海棠开够八次，就来接我。” 可她没等到第八次，蒙古的雪太厚，压断了花枝。
那天午后，我蹲在老井边洗帕子，井水突然浑浊起来，倒映出个穿蒙古袍的人影，梳着汉人的堕马髻，颈间挂着半块玉佩——和我这块严丝合缝！
我惊得帕子掉进水桶，再看时，影子没了，井水清清亮亮，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从那以后，每晚都能梦见二娘，她抱着本破书，在草原上疯跑，背后是漫天的雪，还有个蒙古男人在追她，喊着我听不懂的话。
更蹊跷的是，正堂的供桌下，开始陆续出现奇怪的东西：半片绣着狼纹的绢帕，一支汉玉簪，还有张泛黄的纸条，写着“端本堂下，有活泉”。
我和长工顺子在正堂的地砖下发现了密室。掀开第三块刻着“礼”字的青砖，下面有条暗梯，直通地底。梯壁上的油灯早已干涸，顺子点了松明火把，火苗舔舐着黑暗，映出墙上的字——是太爷爷的笔迹：
大德三年，帖木儿围端本堂，欲焚书坑儒。吾以女妻之，实则暗通义军，护得文人百余名。二娘知其险，自愿赴死，嘱吾等守堂如守心……
密室内供着尊木像，面目像二娘，又像祖先画像里的某位女子。木像前的供桌上，摆着本血书《端本记》，记载了当年的惊心动魄：二娘在蒙古府邸偷出帖木儿的调兵符，助义军躲过一劫，却因此暴露，被折磨致死。她的血溅在《女诫》上，染透了半本书。
我捧着血书，手止不住地抖。原来端本堂的“守”，不只是守礼教，更是守文脉，守千千万万读书人的魂。
可秘密刚揭开，危机就来了。帖木儿的孙子，现任达鲁花赤也先，带着兵丁闯进端本堂，说当年的契约到期，要收回堂址作他的新宅。
大哥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明灭：“守着这破木头，能当饭吃？蒙古人刀架脖子上了！” 二哥拍案而起：“砍头也不能卖祖宗的脸面！” 两人的影子在墙上晃，像极了当年太爷爷和投降派的争执。
更让我揪心的，是也先身边的女子——娜仁托雅。她的眼睛像斡难河的水，清亮却藏着野气，可看我的时候，却泛着汉地月牙的柔光。她是也先的妹妹，常偷溜进端本堂，看我爹写毛笔字，跟二娘当年一样，在蒙古袍襟上别支汉玉簪。
“他们要毁了这里？” 娜仁托雅的声音发颤，指尖抚过堂柱上的“守”字，“我阿爷说，这字是个汉人拿命刻的。”
我和娜仁约在槐树下见面，她的蒙古袍沾着晨露，别着的玉簪换成了二娘留下的那支，温润的白映着她颧骨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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