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虽然唐军未能在第二次大非川之战中，完全的重创吐蕃，只是通过权宜性质的议和，将日后交锋无限顺延下去；但根据彼此国力体量的不对等，大唐休养生息的恢复速度显然远胜吐蕃。
更何况，吐蕃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隐忧；长期执掌军队的权臣葛尔家族，与悉补野王室逐渐成年的赞普之间，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与权力争斗；却不知会像历史上一般，导致葛尔家族的覆灭。
也许，到时候只要派人传递一个消息；无论对方信与不信，只要泄露出来都有很大概率，顺势引爆赞普为首的王族，与执政权臣势力之间的争斗和内乱。而大唐所获得的战略态势，则是大为改善。
虽然讨蕃大军已经班师了一段时间，但获得西海（青海湖）流域，作为前进基地之后；留住在当地的唐军尤有数万。也自然获得一个轮番低强度练兵，和高原适应的纵深，还有青海骏马的原产地。
只要按部就班的在当地，依托山川地势构筑堡垒、烽燧，稳住当地投附的吐谷浑旧部的同时；以大唐相对充沛的人力物力重开西海道，将吐蕃在青海之地的影响和势力，更进一步排斥和挤压出去。
当然了，这只是最为理想的情况下；但仅是为吐谷浑复国这件事情本身，不但在青藏高原与河陇低地之间，重建了一道战略缓冲和屏障；也变相重树了大唐权威，当初吐谷浑不臣就是被唐军打垮。
然后，大唐扶持的新王在本国陷入内乱，反叛的部众逐渐支持不住，就引入吐蕃作为外援；顺势吞并了吐谷浑大部分领土，可谓是伺机捡了一个极大的便宜。也由此埋下两次大非川之战的导火索。
但吐蕃在吐谷浑故地的统治，同样也是不够稳固；以至于赶走了前代可汗慕容诺曷钵，又要重新从残留的王族中挑选一个，充当明面上统治的傀儡；藉此发号施令，征调壮丁畜马、占据山林草场。
如果让其假以时日，在青海之地的统治延续下去；就会通过世代通婚、交换领地和部落迁徙，等一系列方式瓦解、吸收吐谷浑的旧有贵族和部落酋首；最终将其变成王室为首的雅龙氏族联盟之外；
与相雄、苏毗、党项，并列的四大内族之一，让盛产良马与高原骑兵的吐谷浑故国，在吐蕃对外扩张进程中，提供尤为重要的助力。事实上后世开元年间的战略转折和打反攻，也是自青海为开端。
在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的一系列名将操作下，将战火重新烧到了西海以西的“孙波茹”；也将吐蕃向外扩展的战略空间严重压缩。在得不到足够战争红利的情况下，吐蕃国很容易就陷入内斗。
但一场席卷天下的安史之乱，打断了这个战略推挤的进程；也让历史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通过乘虚而入寇略关中，占据河西、陇右的军事冒险，吐蕃获得海量财富人口，也释放了内部压力。
让濒临内爆边缘的吐蕃王权，又再度续命了近百年，好几代人的时间。直到再度被遏制住对外扩张的脚步，和掠夺财富的路径之后；才随着风起云涌的各族奴隶、平民大爆动，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但作为惨痛的代价之一，就是河西、陇右的群胡割据，以及孤绝在外七、八十年，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安西、北庭，彻底沦为异域番邦。令人不由扼腕叹息世事弄人的种种，就藏在这些魔鬼细节中。
但这一次，至少让江畋看到了一丝改变的可能性。只要后世不要再出一位，脑残如老婆奴着称的中宗李显，将位于地势胜形和盛产良马的河曲之地，作为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沐汤邑，白送给吐蕃。
导致吐蕃获得了重新进入河陇的桥头堡，以及年年越境剽抄的地利，这才有了“哥舒夜带刀”的传说。直到国势强盛的开元年间，才通过石堡之战等一系列惨烈的战役，花费了极大代价重新夺回。
当然了，太子李弘在吐蕃打军中的那些作为和后手，并不能真正瞒的过有心之人；作为监国的储君，又受命为大军增补兵员、筹备军资，与军中将领接触的频繁一些，乃至举荐人选都是情理中事。
但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人藉此为由夸奖和吹捧太子，乃至上书为之陈述功劳；就会触发到天子那根隐蔽的心理底线了。毕竟，自太宗玄武门之变后，天家诸多父慈子孝的范例，还是历历在目之事。
而高宗本身就是这种天家内部，父子相疑、兄弟侵扎的最终胜出/获利者；对于储君接触军中将帅，尤其是汇聚了大量精锐的征伐吐蕃大军，要说一点想法没有是不可能的；而猜忌也只需一点苗头。
相对后世“名声卓着”的武则天，高宗堪称一体两面。尤其是在晚年敢于规谏的宰相、大臣纷纷去世后，他就越发独断专行，拒谏饰非，大兴土木，劳役繁重，兴兵频频，使得“天下莫不失望”。
要说高宗此人，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败家子；或者说，本身的格局和气量，决定他没法成为隋炀帝那样；拿天下基业作为自己彰显武功的玩具，又像输红眼的赌徒一般；肆无忌惮的将其挥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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