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选贤任能，我认为可以这样：所有的事务公务员可以考村级干部；所有的村级干部，可以考镇长，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务官员，保留下次考镇长的权力；所有的镇长可以考县长，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务官员，保留下次考县长的权力；所有的县长，可以考市长，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务官员，保留下次考市长的权力；所有的市长，可以考高官，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务官员，保留下次考高官的权力；所有的高官，可以考高官，考不上退回做事务官员，保留下次考高官的权力。
这叫能上能下，新陈代谢！
我认为：二分之一的村级干部，可通过考试产生；三分之一的镇级干部，可通过考试产生；四分之一的县级干部，可统过考试产生；五分之一的市级干部，可统过考试产生，六分之一的省级干部，可统过考试产生；七分之一的国家级干部，可统过考试产生。
教育系统也可以这样：校长由老师通过考试产生，一部分县教育局长由校长考试产生，一部分市教育局长由县局长考试产生，一部分省教育厅长由市局长考试产生，一部分教育部官员，由省厅长考试产生。
以上是我科举复活新论的一部分想法。
无论是考村长还是校长，一定要考长跑，不要忘了素质教育：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张维为)
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院长
(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7日)
核心提示
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这种集古今优势和中外长处为一体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制度保证。
五年前，我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谈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西式民主是保底的“下下策”
我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是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在中国，领导人要么担任过省级领导职务，要么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治理中国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加起来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和日本过去一些年里的平庸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选举”的模式完全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不合适的领导人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
西方政治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
五年过去了，我的这些话依然有效，因为它准确概述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令人感叹万千的是：五年时间飞逝而过，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产生的一流领导人及其团队推动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产生的平庸领导人导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衰落。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领导人，原因就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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