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尽所能”的原则就包含着机会公平的上述意思。其基本涵义是: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均应有从事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工作的机会和义务。这又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有参加劳动的机会;其二，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其三，每个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应与其能力相匹配。这里所说的机会与能力相匹配，在多数场合指的是机会与能力的某个下限而不是上限相匹配。如高考的录取线就是录取成绩的下限，奥委会所规定的运动员获得参加奥赛资格的最低运动成绩，也是成绩的下限。对于能力在这个下限之上的人，只要他要求，一般都应给予机会。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机会的增加，这个下限应逐步下移，直至机会与相应的资源能惠及一切社会成员，成为普遍的行为权。当机会足够多的时候，即使是能力不足以充分利用相应机会的人，也应有获得机会的权利。应该允许他们尝试，能力是在利用机会的尝试中发展起来的。人们之所以努力争取各种机会，除了机会可能带来的实际利益之外，还因为利用机会的活动本身往往会给人带来身心的快乐和能力的发展。对于那些有理由优先获得有限机会的人们，?给他们机会也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对机会的利用不得损害无机会的弱势群体，且最终应有益于他们。否则，弱势群体就不会也不应该从机会的竞争中退出。
2.?起点的公平
有些论者在谈论机会公平的时候，常常把机会的公平与起点的公平混同起来，这是不合适的。就人的活动的起点而言，有整个人生的起点和人生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活动的起点之分。每个人一出生，就在其天赋、社会给定的条件和所处地理环境等方面区别于他人。就天赋而言，有种族、智力、体力、性别等多方面的差异;就社会给定的条件而言，有父母的地位、家庭的经济条件、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就所处的环境而言，有出生于城市或乡村、内陆或沿海、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差异。因此，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人与人之间本已存在着不平等，要求“人之初”的平等是做不到的。这也就是说，彼此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的个体，如比尔·盖茨的孩子与索马里难民怀中的婴儿，是不可能站在人生道路的同一起跑线上的，而且有可能在后天的发展中，差距越拉越大。就像从某一点引出的互成夹角的两条射线，随着射线的延长，射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差异，有时比较小，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个意义上，起点的平等又是存在的。
人生有起点，做任何事也都有一个起点，但在这个起点上的平等或非平等，则是此前各种活动的结果，是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这种平等或非平等，个人在后天是起了作用的，因此应对其所起的作用负责任;而社会对于造成这种平等或非平等也往往是起了作用的，因此也必须负起责任。这就产生了如何对待起点的差异的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起点存在着各种差异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分配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包括机会??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平均分配，还是有所倾斜?是向弱势方还是向强势方倾斜?在这些问题上，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平等论者的见解是有很大区别的，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原则。取何种原则，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例如，在我国，根据普及初等教育的要求，对正常儿童和聋哑儿童这两个起点有差别的群体，必须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在不同的场所进行教育，这才是公平的。而这在大中小城市已基本做到，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贫困地区却难以做到，聋哑、弱智儿童的失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如果说这不公平，该怎么办?让所有的儿童都在同一课堂上读书，弱智、聋哑的儿童跟不上。既办正规学校，又办聋哑、弱智儿童学校，那最好，但没有财力。只为聋哑、弱智儿童办学校，不办正规学校，那也不行。所以在如何对待起点不平等这个问题上只好因地制宜。而目前贫困地区通常的做法是，首先解决正常儿童这一优势群体的入学问题，有余力时兼顾聋哑、弱智儿童。原因大概有三:(1)正常儿童这个群体人数最多，向他们倾斜，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原则;(2)把财力、物力、人力主要用于正常儿童，当然不利于聋哑、弱智儿童，但反过来做又不利于正常儿童，只好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去做;(3)优势群体的发展最终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从而也会逐渐增加弱势儿童群体的受教育机会，这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存在最终应有益于地位最低者”的原则。这种做法是把机会优先给予在起点上占优势的群体，但也有把机会给予在起点上处于弱势的群体的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珠海等几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很低，但中央却把优先发展的机会和配套的优惠政策给了它们。试想，当时能在全中国范围都实行特区的优惠政策，从而做到起点的公平吗?不能，只能根据深圳、厦门等几个地区的区位特点和其他某些特殊情况，把它们确定为经济特区。有的专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是如果没有当年的特区的设置，怎么会有后来的沿海、沿江、沿边城市的开放和发展?怎么会有今天的开发大西北的宏伟战略和更优惠的政策?因此，我们反对空谈起点公平，也反对不顾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而侈谈解决起点不平等的抽象议论。对起点上的强方与弱方，是一视同仁还是有所倾斜?如果应有所倾斜，是助强还是扶弱?不可一概而论。选择的根据只能是:有益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最终要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在当前就是要根据***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去处理这一类问题。不过，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当着我们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机会和能力是否匹配的问题。若不匹配，造成机会的浪费，既无益于弱势群体，又减少了优势群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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