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汉代察举到科举，从综合评价到统考评价（分数评价），政治因素起主要作用。
经春秋战国的群雄割据后，秦国一统寰宇，确立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基本格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治理国家的基本学说，实行高压残暴的统治政策，“二世而亡”。汉朝确立了“仁者爱人”、宽严相济的儒学作为治国学说，为中央集权的骨骼找到了灵魂。但是儒家学说要靠人去推行去实施。汉朝实行察举，地方推荐和中央考试相结合，一开始地方官员能认真推荐，“选贤与能”，但法久生弊，地方官员在推荐过程中营私舞弊，举“亲”而不举“贤”。至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最终为世家大族把持垄断，异化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造成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和全社会的不思进取，朝廷的权威被架空。经过长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实践检验，至南北朝后期和隋唐，君王从选拔实用人才的需要出发，终于通过对综合评价多种要素的去芜存菁、做减法，发明了“科举”制度，为国家机器的骨骼输入了新鲜血液，沟通了朝廷和各级官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了最高管理阶层对官员队伍建设的绝对领导。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体制的骨骼、以“仁治”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灵魂和既开放又客观的科举选官制度的血液兼信息系统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制度，最终完成了国家建构。
（二）科举最终被废止，教育和文化因素是重要原因。
文化的最深层次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教育既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过程，也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传承、改进过程.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的正面、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表现为三个方面：（1）民主、平等的精神。科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才、官员评价的单一、刚性和客观的标准，排除了家族、血统、财富、官阶、地位等非本人素质因素的前提性限制和人情请托等主观因素、犯规舞弊等非常因素的干扰，体现了知识和能力至上的人才评价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观，政府取士大门向社会开放、机会均等、英雄不问出身的民主选拔观，展示了海纳百川的政治气度。（2）国家意识。科举考试标准的统一、时间的统一、考试组织形式的统一，在客观上强化了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利于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养成。（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通过显性育德和隐性育德的多种途径，在客观上促进社会形成“唯才是举”“努力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好学重教向善的良好氛围。同时，科举选官制度总体上产生了“以考促学”功能，促进了学校教育和自学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教育和文化的负面作用也客观存在：（1）压抑创新精神。科举考试的内容高度统一、一致，一切以四书五经为圭臬，死记硬背，士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习惯于我注六经，不敢六经注我，形成了对经典的依赖，在强化求同思维的同时压抑了士人的求异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不利于个性发展。（2）远离生活实践。科举考试因为是选官考试，故以政治性科目为主要（隋唐宋）甚至唯一（明清）的科目。由于在科目设置和考试方式上重道轻术、重书本轻实践，客观上引导士人从书本到书本，远离生活实践，失去了创新精神的动力和源泉。（3）引发应试投机行为。由于科举考试的性质是选拔官员（或侯补官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党”的瞬间逆袭效应和高利害性，引发士人的功利性追逐，也引发了民间的培训逐利行为，形成了应试教育的惯性。针对社会上猜题押宝、坊间刻抄复习资料泛滥等应试教育倾向愈演愈烈、严重损害考试公平的情况，组织者不断提升试题的难度、不断创新题型，以此提升区分度以至于在明清期间发展出八股文这种专门用于考试的奇葩文体。由于八股文过于追求形式上的难度，内容严重脱离现实，把莘莘学子的大好年华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形式的追求中，走火入魔，造成了严重的低效率。（4）异化考试和教育的关系。科举考试作为选官考试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从而使它凌驾于教育之上，在促进士人勤奋读书从而促进教育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异化。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助学教育，成为考试的附庸。应试成为学校教育最主要甚至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西方各国经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技术开始腾飞的时候，清朝的学校教育仍然以科举考试的经学科目为教育内容。这是导致中国清代古代科学技术严重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科举自身被废的最重要原因。
（三）在高考招生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政治、经济、教育、技术、文化等各种因素都发挥作用，教育、文化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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