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说
（一）组织公平
贫困识别的过程也是发扬基层民主与村民参与的过程（许汉泽、李小云，2016）[13]。实践中，农村基层部门在贫困识别组织工作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组织公平与否势必影响贫困户识别的结果（陆汉文、李文君，2016）[6]。在组织公平理论研究中，Colquitt（2001）[14]对组织公平结构的研究较为系统，因此，本文主要借鉴Colquitt研究成果，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人际公平和沟通公平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分配公平是组织公平的首要测量指标，旨在分析影响公众福祉的条件和物品分配的公正性（Jackson，1989）[15]，鉴于贫困户识别是将村内少部分经济情况较差的家庭识别出来，本文将分配公平的概念界定为贫困户识别以家庭经济综合条件为依据，被确定的贫困户生活困难，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不在其列，即经济困难的家庭公平享有了贫困户识别机会和帮扶政策。但在实践中，贫困户识别偏离较大，精准识别较难。如汪三贵等对贵州3省6县调查发现，2013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有40%的贫困户在贫困线以上，而未建档立卡村民中有58%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汪三贵等，2007）[7]。李小云等指出尽管各村在贫困户识别中存在民主评议，但上级给村里选贫困户的标准（如有劳动力、听话、没有不良记录等）致使真正贫困户被程序合法地排除在外（李小云等，2015）[10]。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村内贫困户识别结果越符合村民贫困户认知，村民的满意度越高。
RhoadesandEisenberger认为，程序公平反映了组织对员工的平等对待，并通过一定活动提高员工对组织的支持感（RhoadesandEisenberger，2002）[16]。借鉴RhoadesandEisenberger的解释，我们将本文中程序公平界定为在贫困户识别过程中，村委会通过选择村民信任且了解村民家庭实际情况的识别人员进行贫困户识别活动，所选出的识别人员将识别各环节及时向村民公示，并对相关错误信息进行修正，以获得村民的支持。已有研究表明，贫困户的识别程序很不规范。如许汉泽和李小云认为由于相互熟悉、难以召集、怕得罪人等原因，贫困户识别由“村内识别”转为“组内识别”，由于程序原因真正的贫困户并没有识别出来（许汉泽、李小云，2016）[13]。唐丽霞等总结了现有贫困户识别的3种程序，认为由于识别小组对“条件好坏”理解不同，通过程序法识别出来的贫困户无法在经济困难程度上比较，程序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尽管识别程序存在各种弊端，但研究者都强调识别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唐丽霞等，2015）[17]。李鵾调查发现，由于贫困户识别程序不规范，程序公开程度不够，致使一些村民对贫困户识别的满意度不高（李鵾，2014）[18]。可以发现，程序公平对贫困户识别已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可以认为，贫困户识别程序越公正的村庄，能够较准确地识别出贫困户，并得到村民的认可。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识别程序越规范，村民对贫困户识别的满意度越高。
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差异对政策执行结果的负向影响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如叶初升、罗连发利用贵州省贫困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家庭福利的交互作用发现，与村干部关系形式的社会资本对村民家庭福利有正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会随着全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减弱，因而将其称为“穷人的资本”（叶初升、罗连发，2011）[19]。耿羽对刘村两组低保户名额统计发现，在48人低保户中，有14户是因为村干部以低保来安抚村民的上访行为，8户是村干部的“关系户”，导致了“有关系就有低保”的错位分配问题（耿羽，2012）[20]。魏程琳发现，在农村低保户识别过程中，由于村民与村干部人际关系不错，家庭条件不好也不坏的家庭能够获得低保名额（魏程琳，2014）[21]。徐璋勇、杨贺发现村民与村干部关系对非正规信贷供给在10%统计水平上显着，即与村干部关系越好，得到贷款的机会越高（徐璋勇、杨贺，2014）[22]。可以发现，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密切程度能够影响村干部对农村相关政策的名额配给，在贫困户识别中，村民与贫困户识别人员的人际关系差异难以避免，这种差异将对贫困户识别人员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形成贫困户识别过程中人际关系不公，造成识别结果偏离，村民满意度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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