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对政府信任来源的探讨不胜枚举，常见的解释路径有理性选择论、社会文化论、终身学习论等［17］，我们认为，政府信任受多种因素影响，已有解释具备部分合理性，但公众为什么不信任政府，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影响因素是分配正义，如果分配正义是分配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客观标准，那么这种客观标准反映在公众的主观评价中就是公众的分配正义感受。以分配客体为划分标准，结合数据资源，本文从机会公平感、收入公平感和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感等三个维度分析公众分配正义感受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一）机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
机会公平主要是指公众在参与经济竞争中有着同等的机会［13］8，在获得成功上有平等的权利，机会公平感就是人们对机会公平与否的主观感受.如果社会发展机会长期被特定阶层垄断，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和极端贫穷，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为此，需要政府维护分配正义，让公众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西欧国家，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与对国家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一个原因在于，公众认为地方政府提供更为公平的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机会，因而也更加信任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相反，公众认为国家所提供的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不公平，导致公众对国家政府的信任程度低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一项关于日本东京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公平的机会参与到公共治理和决策中，就能够更多地赢得公众的信任。这种信任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公共参与，而是因为机会公平［18］。一项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部分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那些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有选择和控制权的受访者更有可能相信执政的共产党，因为当公众感到拥有基于个人努力的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时，人们就会认为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应当由自己负责，进而消除对政权的责难，从而增强对政府的信任［19］。有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公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提供大量的机会，改善公众生活，更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公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着提升中国的政府信任水平［20］。可见，公众对机会公平状况的感受与政府信任紧密相关，提升公众机会公平感，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公众机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有积极影响，公众机会公平感越高，越倾向于信任政府。
（二）收入公平感与政府信任
收入公平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中能够获得与个人所付出的劳动相当的收入［13］8，收入公平感就是人们对个人收入合理与否的主观判断。公众对收入公平与否的判断，并不一定等于收入平等与否的判断，而是收入与自己的付出是否相称、回报是否合理的判断。因为市场经济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其原因既可能是基于个人努力与勤奋程度不同，也可能是基于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不同，所以收入的不平等并不一定等同于分配的不公平，其责任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还有生产力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发展以及个人技术能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研究表明，在美国，虽然收入的不平等持续拉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持续降低，但政府信任度受到的侵蚀却早于不平等的扩大［21］，也就是说，并不是收入不平等导致政府信任的降低。但是，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解释。有实证研究表明，在拉丁美洲国家，收入不平等与政府信任负相关，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对政府信任具有负面影响［22］。在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导致普遍信任水平的下降，还会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6］47。一方面，当收入不平等持续拉大，公众对收入公平的感受也会持续恶化。有学者对历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受访对象普遍反映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认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有所欠缺［23］。另一方面，如果公众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分配制度不公平造成的，那么就会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在对政府进行评价时更倾向于做出不值得信任的判断［24］。所以，政府通过制定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公众的收入公平感，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25］。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公众收入公平感对政府信任有积极影响，公众收入公平感越高，越倾向于信任政府。
（三）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感与政府信任
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公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是政府绩效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是指政府对公共服务资源向社会公众公平分配，让社会公众享有同等份额。政府是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主体，分配公平与否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有研究表明，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与地方和中央政府信任均呈相关关系［26］，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正向评价对政府信任有积极影响，而对腐败的感知与政府信任负相关。这项研究表明，公众期望政府不但应当有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且应当有道德，并且公众更重视道德而不是能力［27］。这与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一方面应当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让公众享有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另一方面，应当对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让公众得到公平的待遇。二者缺一不可。一项对挪威公民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对公共服务感到满意的公民通常比不满意的公民对公共机构有更高的信任度。而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度和分配公平性是对公共服务满意的基础内容［28］。有学者以公共产品为视角，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性产品和经济增长性产品均能提升政府信任，但从总体上看，社会公平性产品比经济增长性产品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更大［29］。如果政府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但对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只让社会上部分特权阶层或有钱人享受得更多，显然无法赢得公众的信任。反过来说，如果政府无法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没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资源，只是将很少的公共服务资源平等分配，也无法满足公众需求，从而无法得到公众认可。如果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缺乏公平性，将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同时，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能够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让公众更多地感受到社会公平，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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