碍于人与人之间交往距离的分寸把握，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提点，并不能够一言道明。
这大概就是所谓，领导的话，在很多时候会有点摸不到头脑的原因。
毕竟这玩意儿和菜市场买菜还是有点区别的，五，十五，开了……
额，串场子了……
买菜讨价还价的过程，才是最简单明了的交流。
老板开价四块二毛五一斤，这个多出来的零头部分，一般是比较容易砍掉的。
至于你砍的是五分还是二毛五分，这就得看功力了。
双方直奔成交价，达成一致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是，你和领导谈话的时候，许多小事儿，看似很不起眼。
却比较多能够得到的一个答案，可能就是我知道了。
然后，那就可能有点发蒙了。
知道了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态，支持还是不支持，能办还是不能办，倒是说句痛快话呀。
在没有最后落实之前，任何人都很难打出一张包票，保证一定能成。
这些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文化心理现象导致的，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和自己平级的决策过程。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机会旁听，或者列席上一级的决策过程。
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天大的事情，在领导的眼里未必如此，反而一些你所谓的小事儿，可能会更加引起领导们的重视。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以及判断标准上的不同，就是最大的原因。
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大家各管一块，一把手拢总。
看似什么都是老大说了算，直接就能拍板。
但是实际的情况，往往都是相互制约的过程。
老大确实可以拿主意，但是执行的话，不还是需要身边的小兄弟们去办。
因此，该打的招呼必须打，该考虑到的风险，必须规避。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包圆，也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实现真正的一言堂。
人永远都不是机器，知道了这个答案实际上已经算是肯定的答复。
…………
扯得有点远了……
明初朱元璋就靠着国子监的学生，以修学分加上实习表现，这两层的综合考核。
解决了大半个朝廷的官员短缺问题。
而且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相较于科举进士们，表现更加优异。
由于读的书都是一样的，所以导致这种差别的最大原因，就是监生历事制度。
当官这种事情，从来都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技术工种。
在古代由于技术问题，以及投入产出比的考虑，讲究皇权不下县。
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就是皇帝任命的官员，最低就到县一级。
在县级以下，施行半官方半自治的管理模式，这个有机会再谈。
一个县衙的编制，是十分有限的。
这其中能称得上是百分之百根正苗红出身的，基本只能是县令一人。
教谕和县丞虽然也有可能是科甲正途出身，但不保证完全是。
能带团队的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稀缺人才，毕竟三人以上就可以称为团伙了。
领导几个手下，还可以靠着所谓的交情和江湖义气。
但是，人数一上百，就开始有点形形色色。
单靠县令一人，就要统管全县方方面面的事务，还不能被下属坑。
这样的要求之高，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刚从考场出道的萌新，直接走进职场，上来就是这么复杂的工种，不出问题就怪了。
所有的措施和制度，都只能是阶段性的。
没有一劳永逸的管理模式，也没有统治千年不灭的王朝。
国子监凭借其优秀的制度和培养方式，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成为朝廷的中坚力量。
也处于同样的原因，被朝廷中各种利益群体给盯上了。
毕竟，相较于科举考试的所谓正途出身，国子监的多年一贯制教育出身也不差。
甚至在某些阶段，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更容易实现的方式自然会被更多人追求，这是难以避免的趋势。
在古代，科举考试的淘汰率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其存在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区间，能够取得六首的人，屈指可数。
这种情况下，国子监的入学资格，自然就成了香饽饽。
随之而来，就诞生了国子监的第四种生源，例监。
简单来说，就是花钱买学位。
朝廷通过卖入学资格的方式，来解决紧张的财政问题。
不过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
形式来讲，是入学资格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卖官鬻爵。
只不过，官员私下这么做自然是违法的，但是换成朝廷同意，就可以光明正大了。
资本这种东西，如果能够通入到产业之中，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自然是很正面。
但是，只要脱离了这个范围，一般都没有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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