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之战是大夏和大金之间第三次大会战。和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相比，广宁之战令人憋屈。这十个月内，大夏拼了命往辽东输血，兵部不停地摇人，户部不停地运粮送饷，工部不停地送炮送枪。
结果旦夕之间，连人带马一并送敌。不单是广宁城里大量军事物资全归大金所有，由于熊廷弼跑得太快，没有来得及运走军粮，右屯还有米、豆等53.37石被努尔哈赤笑纳了。
幸好，努尔哈赤的兵锋也只是在广宁周边转了一圈后就缩回去了。二月初三，努尔哈赤决定在塔山还军。如果再往前一点，努尔哈赤就会发现宁远这地方值得驻军在此，也会发现在芝麻湾等处还有不少军粮。
若干年后，努尔哈赤将会为自己的过度谨慎后悔不已。
广宁城十万守军集体献城投降，反映出辽东不管是客兵还是主兵，其忠诚度和士气值已经低得吓人。一是大金屡战屡胜，大夏将士已经丧失了抗战的信心，觉得根本就打不过，既然打不过就选择加入。
二是熊廷弼、王化贞两人无休止的内斗，让军心更加涣散。徐大化曾经抨击言熊廷弼，“受国厚恩，不思与虏战，而日日与庙堂舌战、笔战”。
三是朝廷长期拖欠军饷，让将士们觉得，朱家王朝不值得他们去拼命。从万历后期，大夏帝国就一直在拖九边军饷，到了天启元年四月，已拖欠九边各镇380万。
正如王在晋所说的，“昨易而今难，以所值之时势不同也，自辽沈相继沦没，而人盆视辽为绝地，谁不爱惜身命”。
四是军纪败坏。吏科给事中赵时用曾奏道：“我众尝数倍于奴，为何动辄败北，贼众素练勇敢当先，而我兵无复纪律耳，经、抚亟须从病源回头”。
广宁将士的士气降落，是有明显的前兆的。第三波大规模调兵中，马登科所带之兵半路跑了一半；陈应魁则纵兵沿途剽掠；李茂先领的兵半路把马卖了560匹，向朝廷谎称马瘟；管大藩领九千浙兵脱逃只剩一千二百人。
姚应嘉曾言道：“援兵所过，鸡犬不宁，一不如意，哄然而逃，安家行粮等项，俱付逝矣。”
这种情况下，就算给足熊廷弼三十万兵，也一样无济于事。
在广宁之败后，辽东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差了。连着大规模抽了三次兵后，全囯各地已经很难派出士兵援辽了。就算能派出兵，人人怯战，能不能走得到山海关都不好说。
工部仓库里，武器、盔甲、枪炮也所剩不多了。天启二年二月，泰宁侯陈良弼向朝廷哭诉，现在军营里都找不出器械，让新兵操练。
“营中见操器械，因经臣熊廷弼两次奏讨，工部借发半空，今责工部一时创造甚难。”
户部这边，钱包里更是空空如也。辽东军饷预算是不断升高，杨镐经略时预算是十万兵每年三百万饷，熊廷弼第一次经略时预算是十八万兵每年八百万饷，熊廷弼第二次经略时预算是三十万兵每年一千多万饷。
王在晋感慨，“今比昔浮二十五万，则一年费当二千余万，即桑孔刘晏复出，无可奈何。国家为奴酋为患，不知有兵无饷，兵即为患”。
臧尔劝也指出，“辽左用兵算至三十万，计岁用新饷非一千数百万不可”。
臧尔劝曾提出，要减皇室宗亲俸禄，清查各地田地，让大臣捐助，停宫中金花银改供辽饷，将宫中堆积的丝、绢、蜡、茶、布、漆等全部折银，重新收榷税、关税。
但臧尔劝的建议动了某些集团的利益，既没有得到大夏皇帝的明确表态，也没有得到朝臣的有力支持，只是研究研究，就没了下文。
广宁之败的消息传到京师，朝堂上大臣们面如死灰。兵部尚书张鹤鸣深知局势不妙，人心惶惶，自请前去辽东整顿败军，安抚流民。张鹤鸣到辽地没多久，自知没能力挽救局势，辞去兵部尚书，得以全身而退。
很快，大夏新一轮的重要人事任免开始了。在张鹤鸣去辽东期间，王在晋代管兵部。熊廷弼、王化贞、韩初命三人被押往京城，下狱待罪。
大夏皇帝决定启用宣府巡抚解经邦为辽东第六任经略。可解经邦上任才几天，就三番五次请辞。最后天启帝怒了，以“托词避难”为由，将解经邦贬官为民，永不叙用，同时下诏强调，以后谁要是再推辞，不肯去辽东，一律重治。
解经邦辞职后，大夏君臣议来议去，又看中了王在晋，任其为辽东第七任经略，同时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大学士，任史邦华为天津巡抚，任袁可立为登莱巡抚。
这可把王在晋吓坏了，也找各种借口推辞不去，什么“臣更有病”，“陛下，臣已病危”。这可把大夏皇帝气坏了。
当宫中大太监奉着圣旨，领了一帮武士，当着王在晋的面连杀了三只鸡后，王在晋的病一下子全好了，乖乖地领旨前去辽东。
派新官上任，旧账也要算。大夏皇帝命刑部尚书王纪、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三人，对熊廷弼、王化贞进行三司会审，同时让王允成等十三道御史共同会审。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广宁之败三个多月后，会审的结果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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