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七月，南居益再次组织第四次进攻。荷兰人请求投降，并承诺归还澎湖岛。战前指挥官孙国祯同意了。七月十三，荷兰人搬运岛上物资上船，驾驰十三艘船离岛而去。
“乞缓进师，容运粮米上船，即拆城还城。孙海道恐攻急，彼必死斗，不如先复信地，后一网尽之为稳，姑许之。夷果于十三日拆起，运米下船，止东门大楼三层为旧高文律所居，尚留恋不忍。
乃督王梦熊等，直抵风柜，尽行拆毁。夷船十三只，俱向东番遁去。我师犄角扎营，防其复回。”
虽然，澎湖之战以福建水师的惨胜告一段落，但阻止不了荷兰走私集团对暴利的追求。就在澎湖之战当年年底，荷兰商队在后援的支持下，再次入侵并占据了台湾。
此时的大夏师老财匮，根本无力驱赶荷兰人，只能望洋兴叹。反而是民间海盗势力郑芝龙屡屡打击荷兰人。后来，郑芝龙死后，其子郑成功继承父业，大举进攻，驱赶荷兰入侵者，收复了台湾。
然而，倭寇首领汪直也好，海盗首领李旦、郑芝龙也好，荷兰商队也罢，其本质都是海上走私集团，都是海禁政策催生的产物。
无独有偶，大宋时期设立博买务，只许官方垄断，禁止民间私卖茶叶等商品。茶贩王小波、李顺揭竿而起，武装起义。
在与官军的激战中，王小波被冷箭射死，但起义军又推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领袖。李顺率农民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宋朝廷不得不调动全囯兵力来对付大蜀政权。
虽然，茶贩王小波、李顺起义历经两年多，最后被镇压，但也让大宋朝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取消了博买务。禁海催生了倭寇、海盗，禁茶引发了茶商、茶农起义。
同样可推，倘若禁止民间猪肉、水果贸易，一样会引发猪盗、果贼暴动。
倭寇、海盗的士兵来源虽然复杂，但其首领绝大部分都是大夏沿海的汉人。如汪直，“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如郑芝龙，“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在很长时间里，大夏正规军是打不过汪直、郑芝龙这些大倭寇、大海盗的（戚继光除外）。其主要原因就是海外贸易的利润太大了，这让汪直、郑芝龙有源源不断的金钱来招兵，买船，买炮。
以郑芝龙为例，他在巅峰时期拥有战船一千多艘，商船三千多艘，兵力近十万，其中有汉人、日本人、朝鲜人、东南亚人、非洲黑人等。连当时的世界第一的海上霸王荷兰来到大夏海域，都得喊他一声大哥。
但换个角度来说，假如大夏帝国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合理收取关税，不但能让倭寇、海盗势力逐渐冰消瓦解，还能充实干瘪的囯库，何至于大夏君臣整日为军饷愁眉苦脸。
海禁政策到底给大夏帝国带来什么好处，不得而知。
但海禁带来的苦果是显而易见的。税收上，帝国失去了丰厚的关税，财政压力日增；经济上，海禁抑制了贸易活动，进而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事上，海禁催生了汪直、郑芝龙等海贼王。
若不是郑芝龙父子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不但不与大夏朝廷为敌，后来接受了熊文汕的招安，反过来帮助朝廷肃清其他海盗势力，驱逐荷兰人。那么，郑氏集团将会在倭寇之乱后形成新的海盗之乱。
孙承宗督师辽东后，改变了以往靠客兵守辽的做法，主张收拾人心，招募辽民为兵，进行训练后逐渐代替客兵。
“今天下急务，在收拾人心。”
“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
“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关城合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尽客兵也。五方乌合，额饷而外不能加毫末于身，而责其捐坟墓，弃妻子，固结于我，已自为难。
而况粮料不继，即其继也，能固结于我，不逋不哗，而坐食便自坐困。竭天下物力，每岁养十数万坐食之人，事久变生，师老财匮。”
在孙承宗之前，所有辽东分公司总经理都是要求兵部调各地客兵援辽。然而，各地客兵能救辽吗？不能。几年来，数十万客兵一波波援辽，然而大夏是逢战必败，国土面积是越打越小，财政是越打越穷。
天启元年二月，礼科给事中王志道就上疏朝廷，抨击过分依赖客兵的辽东用兵方向，认为自古以来守边名将所用之兵主要来自边地，如今战事吃紧，本地辽兵少，可以暂调客兵。
但时间一久，援辽客兵思乡情重，逃亡不断，再不招募辽人入伍，加以训练，逐渐淘汰士气低迷的客兵，数年之后辽东将无兵可用。而更早一点的万历期间，兵部就批评熊廷弼不懂收扰人心，招募辽人入伍。
而真正实施“以辽人守辽土”，逐渐让边地辽人成为主力的是从孙承宗开始的。事实上，孙承宗督师期间，大夏朝廷也没有能力再向以前那样大规模调兵入辽了。
一是鲁地、楚地相继叛乱。特别是楚地的形势十分严峻。兵部、户部已经按照二十万兵，年饷三百万的标准去组织剿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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