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相王之后，宋王偃在全国的范围内施行新政，切记，是新政，而不是变法！
李敖变法的成果必须要保存下来，但是一部分不适合宋国的国情的政策必须要改变。原本宋王偃当年与李敖说变法之事的，倡议的就是外儒内法，给严苛的法治披上一层儒雅的外衣。
可惜的是，李敖中道过世了，他给宋国留下的只有法，而没有儒。
故而宋王偃想要改变这种局面，现在宋国之局面十分的复杂，法家的严苛的刑罚其实并不适合宋人，宋人原本就有着一套比较完善的礼仪教化，法家之严苛过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李敖变法其实是在效仿秦国的商鞅变法。
现在宋国已经真正地富强起来了，所以没必要如法炮制秦国的商鞅变法。
李敖变法有利有弊，虽然利大于弊，但是刑罚过于严苛，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与宋国的国情相悖！
商鞅变法的局限性很明显。
其一，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如：刑法严酷；
商鞅制定的刑法非常严苛，如百姓违犯法律规定，在路边倒垃圾，就要被砍去双手，如盗窃牛马者要处以死刑。商鞅推行的法律体现了轻罪重罚的思想，迫使人们遵守规矩，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史书记载，商鞅一次在渭水边处决了七百多人，渭水为之变赤。
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
“连坐法”的推行以及轻罪重罚、什伍户籍制度及征收户赋，劳役沉重与“燔诗书”等法令一起，对全国城乡人民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监察网，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其三，变法并未与旧制度、旧文化、旧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如二十等爵制明确规定按爵位高低占有数额不同的田宅和奴隶，公开承认占有奴隶的合法性，等等。商鞅实行的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的秦朝也有消极影响。
其四，重农抑商：压制工商业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导致民主意识的弱化；
其五，焚烧史书，蔑视文化：摧残了文化，压制了思想，导致民族创新意识窒息；
其六，倡导君主独裁，选错了政治体制的方向。
当然了，现在宋国存在的根本问题还是轻视教化，刑罚过于严苛，重农抑商，军功制的赏赐，还有一些比较高压的政策等问题。
这些变法的苛政若是放在宋国的旧地，睢阳郡、淮北郡和陶郡，那么老宋人信服子偃，还能勉强接受，但是那些刚刚被宋国所统治的黔首就可能无法接受了，现在有不少的人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形势十分的严峻！
这说明李敖变法并不彻底，给宋国留下了一个还没收拾干净的烂摊子！
针对这些错误的政策，宋王偃任用孟轲的弟子，儒生万章为亚相，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变法。
其一，宋国在商丘开办新的国学，称之为商颂学宫，太师孟轲为学宫之长，以此与齐国的稷下学宫分庭抗礼，招贤纳士，同时宣传宋国的一些礼仪教化，管制宋国境内开办的官塾和私塾。
在全国的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建造官塾，每一座城池至少有一座官塾。同时国家鼓励开办私塾，予以补贴，教授学生，学生日后凡有成大器者，皆有丰厚的奖励。
其二，减轻刑罚，罪过分轻重，酌情处理。
如谋逆罪，应该株连三族或者是九族；
如贪污罪严重的只是杀头，抄家灭族，但是其家眷和族人并不株连，最多是流放外地去服劳役；
如杀人罪，自卫杀人无罪释放。蓄意杀人有三等，至少十年以上徒刑服劳役，或者是无期徒刑，严重的或者是偿命。
诸如偷盗、抢劫、奸淫掳掠这样的罪行，罪不至死，三年起步，最高无期徒刑。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其三，轻徭薄役，对于商贾的限制的法令废止，但不鼓励黔首弃农经商。对于商人的发展，官府给予一定的便利，减少过关的税收，减少一部分苛捐杂税。
其四，更改军功制的奖励。
国家明令禁止人口买卖，废除奴隶私有制，譬如之前的李敖变法：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
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斩敌人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总之，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尊卑爵秩等级“的高低。
不过宋王偃也很明显地看出了军功制的这个弊端，这是在开历史的倒退车啊，还特么奖励仆役、婢女，这不是在倡议大家都买卖人口，转让奴隶吗？
这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啊！
太野蛮了。
故而，宋王偃的这条新政的法令，废止了军功制的奖励的仆役，赐予财帛、良田、宅子不变，之前的待遇不变。
孟子一共提出了十二条新政的法令，宋王偃驳回了两条，改为十条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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