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西周早在中期就开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渐失去了“共主”地位。因为经过几代的诸侯国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特别不是周王宗周的诸侯国，更不把周王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的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它的独立性也就越来越大，对周天子便不那么恭顺了。在诸侯国筮例膨胀的同时，周王室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经常不断地进行分封，王畿土地没有扩充，反而有缩小之势……天子和诸侯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天子的号令对诸侯说，已经不很灵了。早在周昭王时，由于‘王道微缺’，原来接受周封号的封国，开始不服。昭王为此率六师南征，卒于江上，周穆王时政治上进一步‘衰微’，但还要兴兵征讨按时来朝贡的犬戎。这不仅使周与犬戎形成对立，而且使其他边缘的诸侯也来朝觐了。周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周夷王，厉王是‘诸侯或不朝，相伐，‘诸侯或叛之’。到了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周王室便完全失去了共主的威望”。（《中国古代史》）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
从《周易》一书内容看，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上，去维护周王‘天下’的统治学说。《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样，在面对春秋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复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对现实，是从有家有国的现实，来思考建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与维护‘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国的统治者）之治的“理想国”。这说明《周易》的时代，已不是周初的时代。《周易》的作者也与周王室无关。《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为《周易》里字里行间的口气，与周王室成员的语气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利益上去维护周王的统治。《周易》不同于《周书》或《诗》里的一些诗歌那样维护与歌颂周王的口气。
无论是《诗》里的周族史诗，还是出土的西周青铜铭文里多有惯例的称呼“丕显文武”，而《周易》里则是很平淡的用“王”来说事理。《周易》里没有《诗》里及西周青铜铭文上的那种歌颂文、武、成三王的口气。而《周易》里倒是出现了两次赞扬商朝先王的事迹，如《既济》里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篇里“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实是表露了对商朝先王功绩的歌颂。即使《周易》里引用殷商之际的商朝事件与人物，也无贬低之意。如《明夷》篇里的引用“箕子之明夷，利贞”，《泰》篇“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反而《周易》里并无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迹，即无歌颂西周开国有功的文王与武王，这说明《周易》作者并不与周王室有关，也说明《周易》作者以离周初相去甚远了。从《周易》一书中还有不少反映与西周后期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如“南征吉”，“见群龙无首吉”，“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构建的“君子”与“有孚（“民本”）理念，这是《周易》之前典章里所没有的思想。纵观《周易》一书内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学巫术地带。《周易》一书既不同于西周前期的《周书》，也不同于《诗》里的周族史诗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所走向王权主义思潮。《周易》一书正是西周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空里的产物，是承上启下一个历史交替转换时代里的产物。《周易》每篇都透着人文精神与辩证思想。《周易》里既不讲占筮理论，也不涉及占筮方法，并且还反对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完全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认识社会，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这正是与《周易》产生的时代有关，正是诸侯林立竞争的时代，也正是西周后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形成时期，即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时期的时代背景。才产生了《周易》这部政治智慧之书，也正是时代造就了《周易》。
总之，我们以上对《周易》一书的产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释，而推定其产生于西周后期。
那么，《周易》的作者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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