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后封建社会（即帝制时期）里其主流观念，不外认为是文王、周公这些圣人之为。但到推翻帝王专制以后至今天的百年中，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传统的说法已不再是主流观念。近百年来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种说法，但一直未成定论。
那么，《周易》作者是谁呢？事实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谜。不过我们可从《周易》一书的内容，以及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来看《周易》一书的作者，可给其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①《周易》(初始《周易》一书)与《书》不同，也与《诗》不同。不同之处，《周易》并无歌颂文、武之王。而《诗》与《书》（《尚书》里的《周书》）都不凡大力颂扬文、武之功德。
②西周已建立了中央王权下的亲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组织与执行能力的官僚政府模式。而《周易》作者却向往的是松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体，有点向往殷商的松散政体制度。
③《周易》里既无称颂周王，也不贬损商王。反而出现了两次赞扬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绩。
④《周易》作者站在历史经验教训上，也曾对比商周可取的经验教训。如“东临，西邻”之说。而引用“帝乙归妹”，却给出的判词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无意贬损商王。
⑤《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国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并没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阐述（并且《周易》一书里，更无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以不同于商朝松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较严密的政府组织网络体系，这可从西周铭文上的册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⑥《周易》产生的时代当在西周转型时期，即分封制度崩溃时期。而从《周易》一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体，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国有家者）共治‘天下’的松散体制。《周易》作者应是东方殷商后裔，应是殷商贵族后裔里的文化精英。
⑦《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画符号”作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画符号”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遗产。因“六十四画符号”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现，“六十四画符号”应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发明。《周易》里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是两个朝代的产物，其发祥地应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书里有两套系统：一是“六十四画符号”系统。二是文字系统（即政治哲学理论系统）。《周易》里的符号系统，即“六十四画符号”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始创，是在《周易》未出现之前早已产生。“六十四画符号”的发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六十四画符号”的发明权应归商朝人。这套符号传承到西周后期，同样被商朝的后裔所用，作为一部哲学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运用。而西周王室里的史巫不识《周易》的真面目，却把《周易》当做筮书运用与改造。
⑧《周易》一书既不在《诗》与《书》里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里有所记载。如此一个重大文化成果，被后封建时代里说成是文王、周公之为，可没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说明《周易》一书不与周王室有关，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为。即不是西周官方里产生的，应是‘民间’产生出来的。《周易》一书被传入周王室，被王室里的史巫所见《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于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里的太史把《周易》作为一部筮书呈现于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设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经验，无疑是对西周王权政治严酷现实了如指掌，才有那么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政治恐惧上的忧患。因西周王室虢夺诸侯位及诛杀诸侯大夫不是没有过。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并非是拥有独立的主权之主。他们只是有周王授权且代表周王封号进行统治的“主”。
⑩纵观《周易》一书内容，作者并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或献计献策；而是站在“有国有家者”的立场上，构建出的一种“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蓝图。
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应是殷商贵族后裔。不过是西周后期里殷商后裔里的某一位精英创作了《周易》。当然从其身份来说，这个殷商后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后期里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们还可从《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应是周朝时期（“周”是周朝之周）里的殷（“殷”同“易”）之后裔创作的一部政治之书，故取名为《周易》。
那么，我们权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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