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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
{详见：GBT7714
孙前路，乔娟，李秉龙等.组织公平和群众参与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西藏646户农牧民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18，第39卷(3):10-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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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前路等.“组织公平和群众参与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西藏646户农牧民的实证分析.“西北人口第39卷.3(2018):10-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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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前路，乔娟，李秉龙，刘天平.(2018).组织公平和群众参与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西藏646户农牧民的实证分析.西北人口，第39卷，(3)，10-17，26.}
组织公平和群众参与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西藏646户农牧民的实证分析
孙前路1，2，乔娟1，李秉龙1，刘天平2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2西藏农牧学院，西藏林芝）
摘要：贫困户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本文依据西藏646户农牧民入户调查数据，描述了村民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的现状，并从组织公平、群众参与的视角，运用阶层回归方法，分析了村民对贫困识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村民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不高；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沟通公平对村民贫困户识别满意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贫困户识别中群众参与率低，但影响显着；另外，家庭人均收入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因此，拓展农牧民收入渠道、加强群众参与、优选识别人员解答村民疑问、识别程序公开等可以在提高村民满意度的同时促进贫困户的精准识别。
关键词：组织公平；群众参与；贫困识别；满意度；西藏
一、问题的提出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贫困户精准识别是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基础。但在贫困户识别实践中，以收入作为贫困户识别的唯一标准并不可行（汪三贵、郭子豪，2015）[1]，贫困户的多维识别受到广泛关注（王小林、SabinaAlkire，2009[2]；李佳路，2010[3]；郭建宇、吴国宝，2012[4]；王素霞、王小林，2013[5]），但已有研究表明，不同多维贫困指数识别出的贫困户存在很大的差异（郭建宇、吴国宝，2012）[4]，甚至存在将非贫困户纳入贫困户的可能，因而在既有贫困识别标准下，如何减少贫困户识别偏离对2020年脱贫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对减少贫困户识别偏离进行了广泛研究。陆汉文、李文君以豫西Y县W村为例，分析了贫困户识别偏离的逻辑，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同阶层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差异导致了贫困户识别偏离，因而通过授权将贫困户识别的权责利交给基层政府能够发挥基层政府、村庄及村民的主体作用，进而促进精准识别（陆汉文、李文君，2016）[6]。汪三贵等依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检测数据，采用OLS和Logistic模型对贫困户高度相关的指标进行了分析，认为选取0.38作为概率切割点时，Logistic模型能较好地将贫困家庭识别出来（汪三贵等，2007）[7]。王春超、叶琴依据CHNS2000～2009年个人数据，利用“双界线”法对贫困户进行识别，设计了贫困的识别函数，量化了贫困识别的技术和维度（王春超、叶琴，2014）[8]。邓维杰根据在四川扶贫到户机制调研结果认为，让群众代表和贫困户参与到识别过程，并可通过购买第三方非关键利益主体参与的方式可减少贫困户识别误差（邓维杰，2014）[9]。李小云等研究发现，由于县域经济差异和贫困指标的逐级分配，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因为指标原因被漏出，因而村民参与式的识别方法有很大的准确性（李小云等，2015）[10]。廖小东、滕湘君以武陵山片区X县为例，对该县精准扶贫现实难题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章立制、细化标准、规范程序能够解决贫困户识别中的偏误问题（廖小东、滕湘君，2016）[11]。汪磊、伍国勇通过对贵州等6省区贫困户识别内容、识别过程和识别方法的梳理，认为由于道德标准的主观性和隐蔽性，一些因为品行不端导致的致贫、返贫人群占据了贫困名额，降低了贫困识别精度，因而精准识别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还须强调“扶贫先扶德”（汪磊、伍国勇，2015）[12]。
已有文献对贫困户识别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进展，但主要以贫困识别指标构建为主，尽管也有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了基层行政与群众参与，但往往缺乏数据支撑，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证分析更为鲜见。另外，在识别程度衡量上，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全部被确定为贫困户，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未占据贫困户名额是精准识别的目标，但由于各村情况差异较大，识别程度衡量指标难以统一。基于此，本文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对组织公平与群众参与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阶层分析方法检验组织公平和群众参与在贫困识别中的影响，试图对贫困识别相关文献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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