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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唐中期以后策试的不足逐渐暴露出来。一是试题常易重复，考生可细加揣摩，预为拟就。唐高宗时刘思立奏称：“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19]所谓“唯诵旧策”即是指由于科举行之有年，考试内容相对固定，题材虽泛，但因袭剽窃势难避免。据说白居易、元稹为参加科举考试，就曾“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20]北宋建炎年间，苏轼文章风靡天下，读书人竞相模仿，坊间有“苏文(苏轼策论文章)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21]苏轼评论当时因袭风气时说:“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辑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22]到了明清时期，坊间各种形式的策试“秘笈”层出不穷，使得策试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二是策试既为命题作文，应试者常常难以充分阐发个性观点。策论虽然提倡“直言极谏”，但论点在策问和论题中都已规定，应试者一般只能作些论证、引申和发挥，并要努力体会出题用意，迎合主考心理。这导致策论写作出现程式化倾向，缺少了鲜活的内容。三是策试陈义甚高，难度较大，主司评判缺少客观标准。刘勰认为，能写出高妙策文的考生实属凤毛麟角，“难已哉，士之为才也！或炼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23]
(二)诗赋之优劣
针对策试所暴露出的不足，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都有了进一步的调整。634年，唐太宗下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24]规定由经史中出策题。680年，刘思立奏请于进士科加试经学和文学。[25]682年，进士科加试正式施行，并明确提出了“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皆经注兼帖。试杂文两首，策时务策五道”的具体内容。[26]至705年，基本确定了“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的三场考试制度。所谓“杂文”，起初为箴、铭、论、表之类，686年出现试诗，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开始或诗、赋居其一，或全用诗赋，到天宝年间(742—756年)，开始专用诗赋。如此，帖经(经学)、杂文(诗赋、文学)、策论(时务策)表现成为了决定进士科取舍高下的依据，并为后世相沿不废。
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的提升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一是受到前朝文风的影响，唐初对策中有重文辞的倾向。加试杂文是为分解进士科试策的考察功能，即由诗赋表铭等来承担文辞之试，让策论专于“义理”“才干”之试，以达到“以策取士”的初衷。[27]二是“以诗取士”与“文德”政治理想有着重要关联。太宗认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28]“宏风导俗，莫尚于文”。[29]他对诗赋的政教功能大加肯定，认为诗有颂功德、止邪僻、益生灵、淳政运、娱朝野之效。太宗尤其倡导“文德”政治，鲜明地主张“诗”与“儒”的结合，认为二者的结合使文人士子在试诗体系中受其熏陶浸染，可塑造起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文德品质。[30]
[1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3《贡举》，第862册，《子部》168《杂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427页。
科举考试有关“诗赋取士”的争议在唐代已经显现，到宋代更是愈演愈烈。其间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相互缠绕，使得考试技术与制度理性的内在关系反倒模糊起来。反对者以为，首先，相对于德行，诗赋属于末技。杜佑指“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39]范仲淹称国家以词赋取士乃“舍大方而趋小道”。[40]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41]其次，认为诗赋易助长浮华风气。反对者认为诗赋考试，沿袭既久，无论是主考方、应考方都出现了只追求文章形式和辞藻华丽的偏向，所谓“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唐代贾至《议杨绾条奏选举疏》认为诗赋为声律之学，雕虫小技，纤靡佻巧，不足以为国家择取超拔之士。[42]再次，科举不是选拔文学家、艺术家，诗赋取士凌驾于经义之上，悖离选举初衷。在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中，诗赋被经义策论所取代。在经义派看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43]批评当时“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的创作倾向。[44]神宗熙宁变法的着眼点就是要在科举考试中“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45]司马光、王安石二人虽政治立场分歧，但都主张试经义而摒弃诗赋。[46]朱熹撰《学举贡举私议》也是主张以德行为先，以取代诗赋之甄才。[47]可见，在理想主义者眼中，诗赋取士也并非可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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