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股之是非
长期以来，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德行、才干成为人才选拔中的难点。天宝年间，韦陟允许举子向礼部呈送代表作“省卷”或“公卷”，此后，“行卷”“公荐”和“通榜”相继兴起。这或被理解为弥补科举考试“幸与不幸”的不足、增进人才选拔“灵活性”的具体体现。不能说这样的考虑不好，韦陟之举在当时就被评价为“片善无遗，美声盈路”。[65]但是，唐宋科举为什么会由“相对开放”“多元”变为“绝对封闭”“一元”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又为什么会由重视“质量”转到突出“技巧”？[66]此外，科举考试由“德行取士”到“以言取人”可谓一个让步，从笔试加誉望到完全依赖笔试则是另一个让步。“让步”即意味着折衷、妥协，其实质就是走向“次劣”。这主要是由于相关制度的施行缺乏必要条件的结果。首先，既然行卷可抄袭他人之作，公卷也可假借他人文字，难以保证就是应举人自己所作。其次，唐代解试、省试试官不过数人，入院考校时间有限，而所纳公卷繁多，致使无暇遍览，更不用说详览了。至于宋代以后，随着考试人数倍增，就更无法对卷帙浩繁的公卷作出有效考评。[67]
一是确保考试的内容与经学相联系，在实现思想规训的同时，确保应试者德行合符标准。“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50]然而，我们都知道实践当中很难直观地检验一个人的德行，但德行选项又不可能从科举考试中剔除，不仅不能剔除，还要以具体的方式体现对其的重视。于是，这样的折衷就易于理解——科举考试既是“以言取人”，因此“道德优先”常常通过“经学优先”得以兑现。此一方面的努力，从蔡邕在175年奏请刊刻熹平石经、唐代颁行孔颖达修订的《五经正义》等均可以得到印证。王安石的奏议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人一议，十人十议，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51]熙宁四年(1071)，出于“一道德”的政治需要，王安石提出罢明经科，只保留进士一科，进士科以考经义为主，这一改革不仅为神宗朝以后宋代诸帝所沿用，并为元、明、清科举所沿用，影响深远。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把个人编撰、反映自己政治倾向的《三经新义》作为科场的权威读本，颁行天下。还应指出，八股文形成于明代，但其渊源可追溯到唐代的试帖诗和宋代的经义。我们多关注八股文从形式上对于试贴诗尤其是宋代经义的传承与改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八股文的命题局限在《四书》《五经》中，而答题议论内容必须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摹仿以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52]江国霖说:“汉取士以制策，其弊也泛滥而不适于用；唐以诗赋，其弊也浮华而不归于实；宋以论，其弊也肤浅而不根于理，可是依经立意之文出焉。”[53]“依经立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八股文被当作一种有效地考察士子对于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并且严格遵循“思不出位”的禁忌，这是八股文符合科举考试政治正确的前提条件。为什么元代科举时间很短，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确定了《四书》《五经》以程朱注本为考试标准，因其“政治正确”而为明清时期所承继。
二是从考试技术角度，八股取士比其他考试文体更具有优势。一方面从文章结构看，成熟的八股文一般由破题、承题、起讲等八部分组成，其结构布局与唐代进士科五言八韵试帖诗极为相似——后者规定首联即破题，次联有如承题，然后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同时讲究对仗工整。由此可见，很难说八股文在结构上没有受到唐代试贴诗的影响。另一方面，八股文既承继宋代经义之精神，又引入文学的格律，这是它具有“快速阅卷”“客观衡文”功能的关键。从形式上看，八股文实质是一种将散文章法、骈文排偶和近体诗格律糅合而成的一种文体。[54]在科举论争尤其是宋代“经学”与“文学”之争中，人们已经发现诗赋具有易于考校的特征，因此，既然决定用散体的经义来选士，那就不妨借鉴诗赋的长处，把规矩引入经义论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述宋代策论的演变时说:“其始尚不拘成格，……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55]逐渐地，在散体的经义论策之中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到了明代，四书文的格式化体现在文章主体部分出现了排比对偶、接连而八的股对。[56]这种通过引入文学格律来增强经义考察客观性的做法是明显的妥协——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至后来废弃诗赋，又于四书文中演出八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乃可见技巧，乃可评工拙，乃可有客观取舍之标准”，[57]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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