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能力-出身：招生倾斜政策招录的弱势学生群体特征分析
1.学业能力
虽然高考成绩不能完全代表学生的学业能力，但它却是目前衡量学生学业能力相对最公平和科学的方式。为了避免因全国各省在高考试卷和成绩计算方法差异造成的省间和科目类别(文科理科)成绩不可比，本研究依据其所属的省份及考生类别，将其高考成绩进行了标准化，以衡量学生的学业能力。
注：1.学生高考成绩经过标准化处理。即分省分文理科，将其高考成绩减去其所属类别高考成绩的平均数再除以其所属类别高考成绩的标准差；2.保送生(实考分为0)和不计分数线的港澳台侨、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类(美术学院)、艺术特长生和个别高考(裸考)(新疆内、西藏内)学生不参加统计；***表示Sig.(双侧)0.05，差异显着；3.“国家专项”中有高考成绩低于本省相同科目类别学生的极低值：-3.3912。这种情况与国家专项的招生录取方式有关，国家专项的招生是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前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在报名学生中按该省投放的计划数进行排名录取，如果报名学生的高考成绩较低，但排名又在该省计划数以内，就会出现录取极低分的情况。
对比可知，由标准化后的高考成绩均值所代表的能力上，“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学生都低于本省和相同科目类别学生整体均值，其中“高校专项”学生能力最低；而“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成绩高于相同省份和科目类别学生整体均值，并显着优于其他倾斜性政策的学生，与“普通农村”学生差异不显着。
2.家庭背景
数据分析可知，三类弱势学生群体中“高校专项”学生群体的独生子女比例显着低于“普通农村”学生。而“国家专项”和“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独生子女比例显着高于“普通农村”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但显着低于“普通城镇”学生(差异显着性检验：卡方检验Sig.(双侧)0.05)。
类似于独生子女比例情况，“高校专项”学生群体的父母受教育年限最低，而“国家专项”和“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父母受教育年限显着高于“普通农村”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但显着低于“普通城镇”学生(差异显着性检验：T检验Sig.(双侧)0.05)。
父亲职业方面，“高校专项”学生父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最高(78.18%)，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高中级技术人员和商人的比例也低于“普通农村”学生；而“国家专项”和“少数民族”学生父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低于“普通农村”学生，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高中级技术人员的比例高于“普通农村”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但低于“普通城镇”学生。
综上，三类弱势学生群体在学业能力和家庭背景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其中“高校专项”和“国家专项”的学生能力更弱，家庭背景也更差；而“少数民族”学生能力和家庭背景都显着强于另外两类弱势群体，甚至好于没有获得任何倾斜性政策的普通农村学生。
五、倾斜性招生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1.弱势学生的入学机会补偿
通过考察因倾斜性招生政策扶助才被录取的学生的比例(简称“扶助过线率”)，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弱势学生群体通过倾斜性政策获得的入学机会支持。数据显示，该校95%以上的获得“国家专项”和“高校专项”认定的学生通过相关倾斜性政策的帮扶才获得入学机会，47.62%的少数民族加分学生使用加分才获得了入学机会。可以说招生倾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弱势群体学生，增加了其进入该重点大学的机会。
倾斜性招生政策是一种补偿性政策，补偿的是因为家庭出身上的弱势导致教育资源获致差异，政策的有效性还应该结合学生学业能力和家庭背景进行考察。我们认为，有效的倾斜性招生政策应该能够选拔出家庭背景相对较弱但学业能力尚可的学生进入重点大学。因此，可以通过检验被录取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能力分布，来判断政策选拔的有效性。
具体而言，用社会经济指数(Socio-EconomicIndex，SEI)表示学生的家庭背景*，用高考成绩衡量学生学业能力。不同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能力分布情况如下：
图1显示，“高校专项”学生学业能力分布与家庭背景分布有明显的分离，且整体家庭背景分布于较低水平，而学业能力集中在整体平均水平附近；“国家专项”学生也存在不少这种情况，但还有不少学生家庭背景在平均水平附近，整体分布情况差于“高校专项”学生；而“少数民族”学生更多的分布于家庭背景及学业能力均稍高于平均水平的范围。可见“高校专项”倾斜政策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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