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让立法机关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机关，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切实扮演好监督者与执行者的角色;切实保障各阶层尤其是普通民众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渠道畅通;建立家庭社会政策并与社会保障制度有机结合;将收入统计与财产申报法制化，促使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不低于55%。
第三阶段(2021—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国家财政实力日益丰厚，社会财富积累达到相当规模，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向富裕阶段迈进。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至少达到70%以上，农业劳动者占从业人口的比重将逐步下降到10%以下，城乡居民对生活福利的要求会继续上升，并不再满足于解除生活后顾之忧或者基本保障，而是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来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确保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尊严。因此，进入2021年后，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任务将不再是项目扩张，而是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提升保障水平、建设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向生活质量型保障转化。上述目标任务还可以分解为如下主要指标：
(1)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真正跨入实质公平的普惠发展阶段。其中，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逐渐实现城乡标准统一。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成为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主体，逐渐覆盖到85%以上的城乡劳动者身上，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建成，不仅免除国民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还能够提供疾病预防、医疗保健服务，城乡之间的公共卫生事业与医疗保障水平差距基本消除，人均卫生总费用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卫生费用水平，个人的现金性卫生开支占全部卫生开支的比重低于20%。失业保险与工伤保险实现功能转换，向就业保障与预防工伤方向发展;护理保险制度得到全面发展并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儿童福利以及教育福利、住宅福利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
(2)与社会保障相关的公共服务十分发达，个人的社会福利服务需求能获得充分满足。各种社区服务网点、老年服务体系、残疾人康复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及具有福利性或者公益性的生活保障服务都获得空前发展，不仅为国民生活提供有力保障，而且成为社会就业的广阔领域。
(3)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显着增强，补充保障事业获得大发展。商业保险发展水平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包括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在内的补充保险措施几乎覆盖到所有劳动者，并相应的体现出社会公平的原则。慈善事业的职责也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扶危济困、助残恤孤向支持教育、环保及相关社会服务扩展，募捐额不低于GDP的2%，志愿者参与率不低于70%，个人捐献与参与志愿活动成为普遍的时尚，在助他中获得他助的互助行为成为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一个显着标志。同时，国民通过各种商业保险来管理个人生活风险亦成为生活常态行为，并能够获得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4)市场机制得到有效利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持续提升。进入这一时期以后，市场发育完全成熟，运行在法制规范的轨道上，政府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对市场机制的利用趋向娴熟。一方面，除通过市场竞争行为促使商业保险更充分地体现风险管理与共济功能外，社会保障基金届时将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并通过市场机制获取投资收益;另一方面，相关社会保障服务采取委托与外包方式，通过竞争来降低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此外，私人医疗服务、私人养老服务等均得到大发展，在满足较高收入阶层的需要的同时，也会相应的节约公共福利资源。
(5)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纳入国家财政通过复试预算，接受立法机关与公众的监督。
(6)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关指标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低于20%;按照现行口径统计的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不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25%;基尼系数因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的有力调节而进一步降低，不超过0.35，成为世界上较平等的国家。
(7)通过健全民主机制及其他机制，让不同社会阶层都能有效地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包括人民通过直接选举或者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来表达自己的福利意志，通过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来发表所属阶层或群体的福利主张;工会、雇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都能行使社会保障参与权、监督权;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所担负的职责分明，相互制衡，共同维系社会保障的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媒体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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