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保障发展进程中，需要分清现实中哪些只是过渡现象，哪些才是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因素。如城乡分割造成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的不统一，部门分割导致医疗保障分割经办，即是违背制度规律的现象，不能以中国特色的名义加以固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7](P374-375)：
第一，发展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是中庸之道，强调平衡智慧，追求相互适应的有差别的和谐发展，非原则性的事物不会是非此即彼式的选择。这样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规范与刚性约束是有差异的，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当以中庸之道或者模糊概念来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但在社会保障体系建构中适当考虑平衡智慧，并有效利用各种非制度化的社会关系来放大其外延，促进其发展，也是值得考虑的取向。[8](P375)
第二，家庭保障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机结合才更加合理。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还是现实的中国，人们通常将家庭视作人生最可靠的保障，并早已上升到国家法制规范的层面，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哺幼养老责任的代代传承，确实十分有效地化解了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而家庭保障责任的进一步延伸便是社区邻里的相互照顾、单位组织的职业福利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尽管中国模式同样需要走社会化道路，但又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社会化手段，不能完全用刚性的制度安排来替代历史传统，而是应当在维护社会公正和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的条件下，充分考虑家庭保障、单位或社区保障等，继续倡导家庭成员、亲友邻里、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并通过基本保障制度与这些中国元素的有机结合，全面满足国民的生活保障需求。
第三，重视权利与义务相结合，要求受保障者承担相应责任，同时避免制度设计与道路选择的极端化。我国民间虽然不乏善爱之心与互助共济之举，但传统文化更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结合，没有承担相应义务却享受了福利权益或受惠的现象往往不被公众认可，受益者自身也缺乏理直气壮的勇气，这种现象可以从部分城乡困难居民拒领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虽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自觉受到了恩赐的感受找到注解，也可以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推出的捐助者与受助者之间“一对一”方式资助的“希望工程”慈善事业的成功找到注解，它与西方社会强调平等、博爱并在社会保障制度中逐渐消化个体权利义务之间的对应关系有着重大的区别。因此，在社会保障发展中，适合我国的应当是建立以缴费型项目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扶助受保障者自立、自强。
第四，地区特色将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元素。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不仅在保障需求与保障能力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传统习惯与福利文化方面也存在差异，尽管基本保障制度要追求全国统一，但又不能所有社会保障项目都是同一副面孔。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色还会体现在不同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异上。不过，当前以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差距为由而造成基本保障制度的不统一现象却需要尽快改变。
此外，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与行政传统、庞大的国有资产与独特的土地制度，同样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其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中的上述中国元素，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是他国的翻版，也很难被他国所复制。
基于现行制度安排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在准确把握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即是实现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尤其是社会救助、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三大基本保障制度，解决的是贫有所助、病有所医与老有所养，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承担免除人的生存危机、疾病恐惧和解除养老后顾之忧三大基本保障责任的支柱性制度安排，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关键在于优化这三大基本保障制度。
社会救助制度优化的合理取向，是在明确政府应当承担的完整责任和中央政府主导下实行中央与地方政府分责制的基础上，实现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综合型社会救助的转化。即以各种基本生活救助为主体，保障全体国民不因生活困难而陷入绝境，同时辅之以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救助等各种专项救助，满足低收入人群或边缘群体的特殊解困需求，并尽快实现城乡制度统一。在社会救助制度的优化过程中，特别需要确立生存权优先、受助权益平等和保障受助者人格尊严应得到尊重的原则，完善贫困线设定、收入统计与家计调查及救助程序。同时，建立受助者收入豁免制，以促进受助者就业;将基本生活救助及其他专项救助适度分离，将社会救助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家庭政策结合起来，把社会救助与推动贫困者的自我组织、社会参与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受助对象的素质与能力，防止社会排斥，杜绝“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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